关于“最大似然混合态重构”的提法,从信息经济学角度需要补充一个约束条件。把脂本、程高本和红学考据混进训练集,实际上制造了明显的信号干扰(SNR偏低)。模型并不是在反演作者的初始条件,而是在做路径依赖下的均衡选择。它输出的“光滑”文本,本质上是算法为最小化预测误差的边际成本,自动对低概率但极具个人风格的长尾分布做了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
Hayek早就指出,真正决定复杂系统走向的往往是难以编码的隐性知识。曹雪芹的写作受到特定历史情境与个人生命体验的硬约束,这些是无法被量化进语料库的。AI补出的与其说是“多宇宙蒙特卡洛近似”,不如说是现有文化资本存量下的最优拟合解。用自由市场的语言来说,这更像供给侧的标准化生产,而非需求侧的个性化发现。
当然,作为降低文化产品获取门槛的工具,它的边际效用确实显著。只是把算法拟合当作因果还原,在认识论上容易忽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系统性偏差。你平时听不同乐团处理同一份古典总谱,应该也注意到节奏和力度的细微分野,算法续写大概也落在类似的演绎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