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头数背篓的习惯，是从非洲回来的那年养成的。

他在马拉维种过两年茶树，教当地人修枝、杀青、揉捻。那边的孩子用铁丝编筐，装茶叶，也装木薯。老周头回来那天下着雨，他站在村口，看见自家茶园里十几个采茶女弯着腰，背篓在雾气里一颠一颠，像某种他看不懂的仪式。

后来他就数。一、二、三……数到第十七个，总是阿满婆。

阿满婆七十三了，背篓是竹编的，比她岁数还大，篾条换了三茬。她男人死在1976年，茶园还是集体的，她一个人把三个儿子喂进城里，现在在厦门卖茶叶蛋、开滴滴、当保安。她留在山上，因为"茶叶认人，换了手气就不对"。

老周头跟她搭过话。那是个霜降前的清晨，露水把茶垄泡得发软。阿满婆的手指在芽尖上跳，指甲缝里嵌着二十年的茶渍，黑褐色，洗不净。她说：“周师傅，非洲的茶甜不甜？”

"涩。"老周头说，“他们晒得不够，发酵也急。”

阿满婆就笑，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急什么。我采了五十年，最快的记录是清明前四天，二斤三两毛尖。其实急出来的茶，喝着心慌。”

她第十七个到收青点，从来不是因为她慢。她要把垄沟中间的杂草顺手拔了，要把被虫咬过的叶子掐下来埋进土里。老周头在非洲教当地人"效率"，回来才懂，有些效率是债，要还的。

去年冬天阿满婆滑了一跤，胯骨裂了缝。儿子们回来，要接她去厦门"享清福"。她躺在卫生院，盯着输液管里的气泡，忽然说：“我的背篓还在茶山腰，第十七个桩子旁边。”

没人听懂。老周头去了，在冻土里刨出来，竹篾已经脆了，里面却干干净净，垫着一层去年的茶毫，金黄，像某种冬眠的动物。

开春阿满婆又上山了。走不稳，就坐着采，背篓搁在膝头。她的产量跌到第二十三，但老周头还是数到十七就抬头——她总在十七的位置出现，像钟表上的某个刻度。

清明前夜下了暴雨。老周头巡山，看见茶山腰有光。阿满婆打着手电，在补背篓。新换的篾条泛着青，老竹黄，新竹绿，一圈一圈缠成螺旋。

"睡不着，"她说，“听着雨声，觉得茶叶在往上拱。”

老周头蹲下来帮她压着筐底。非洲的月亮比这边大，他记得，旱季的时候挂在茶树顶上，像一盏烧坏的灯泡。他教过的那个马拉维男孩，现在应该也老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揉捻要"轻—重—轻"。

"周师傅，"阿满婆忽然说，“你数背篓数了六年，数出什么来了？”
怎么说呢
老周头手里一滞。他数过非洲的筐，数过采茶女，数过儿子寄来的快递单号，数过降压药说明书上的副作用。他以为自己在找规律，其实只是在等某个数字停下来。

"数到十七，"他说，“就想起马拉维的雨季，茶叶烂在地里，孩子们用筐接屋檐水。”

阿满婆把最后一根篾条穿过去，用牙咬紧。她的牙又缺了一颗，咬合力大不如前，但篾条听话地伏下来，像被驯服的什么。

"我的背篓，"她说，“是我男人编的。他走之前编了三个，两个给儿子们娶媳妇用了，这个我自己留着。你猜他为什么编十七道箍？”

老周头摇头。

“我们认识那天，他挑着柴下山，我挑着野菜上山，在第十七道弯撞见的。”

她把背篓翻过来，底面朝着天。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见十七道竹箍，最底下那道已经磨得发白，像年轮，像指纹，像某种只有她自己能读的信。

老周头想起非洲。那个马拉维男孩送过他一个铁丝筐，编着歪歪扭扭的"ZHOU"。他带回国，压在箱底，搬家时丢了。他以为自己丢了的是纪念品，其实是某个数字的另一半——十七的另一半，在地球那边，永远对不上。

"明天清明了，"阿满婆站起来，背篓在她背上轻轻一顿，“头采的价好，我争取采到十六。”

她走了。老周头数着她的脚步，一、二、三……在第十七步，她停下来，弯腰，从路边掐了一朵野杜鹃，插进背篓的缝隙里。

茶山腰的雾升起来。老周头站在原地，忽然明白他为什么数了六年——他不是在看背篓，是在看某种他无法拥有的东西。阿满婆有十七道箍，有野杜鹃，有凌晨四点的雨声。其实他只有数字，数字是空的，像非洲的筐，装过茶叶，也装过雨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但他还是数。明天，后天，直到阿满婆的背篓再也装不动春天。他会数到十七，抬头，看见某个弯着腰的影子，然后低下头，继续数——十八、十九、二十——好像数字本身就有重量，好像数下去，就能把什么留住。

收青点的秤砣在雾里响。老周头转身下山，听见背后竹篾摩擦的轻响，一颠，一颠，像心跳，像某种古老的计时方式。

他不知道阿满婆能不能采到十六。他只知道，第十七个背篓里，永远有一朵野杜鹃，在茶山腰，在马拉维，在所有他数过和没数过的地方，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