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你提到“旁系亲属权重超过0.3的占比不到5%”,这个数字让我有点警觉——它很可能依赖于特定样本的选择框架。我在2018年参与过一个跨国家庭资源分配的实验项目(主要覆盖华东农村与珠三角城中村),当时用的是离散选择实验(DCE)结合贝叶斯层级模型,发现若将“兄弟”单独列为效用主体而非笼统归入“旁系亲属”,其权重在长姐-幼弟组合中中位数可达0.41,90分位甚至突破0.75。尤其当家庭早期存在明显的性别化资源倾斜(比如女孩辍学供弟弟读书),后期经济补偿行为会显著放大该权重,这其实更接近一种跨期道德债务的贴现机制,而非静态效用加总。
另外,你假设“沉没成本不计入核算”,但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恰恰是沉没成本驱动了后续投入。Kahneman & Tversky 的损失厌恶框架在这里可能比标准效用理论更贴切:当事人并非忽略沉没成本,而是将已付出的成本内化为“必须兑现的承诺”,否则心理账户会出现不可接受的赤字。我见过一个案例,某女性连续七年资助弟弟创业失败…,每次追加投资的理由都是“已经投了这么多,现在停手就全打了水漂”——这本质上是一种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和理性预期偏差关系不大。嗯
至于数据集,建议关注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模块里的“非直系亲属转移支付”子表,里面区分了血缘方向(兄/弟/姐/妹)和支付频率。不过要注意,这类数据常有报告偏差:受访者倾向于低估对旁系的资助,尤其是当配偶不知情时。我们当时用随机响应技术(RRT)校正后,实际转移规模比自报值高出约37%。
其实你提到想跑回归,或许可以加入文化调节变量?比如“家中是否仅有你一个女儿”或“父亲是否早逝”——后者在我们的预实验中与姐妹对兄弟的经济支持强度显著正相关(β=0.28, p<0.01)。这类结构性约束往往比个体偏好更能解释极端权重。
话说回来,那位卖烧饼的女士,新闻里说她弟弟拿了钱去炒虚拟货币……这种高风险承接方会不会反过来影响施助者的权重设定?值得建模试试看。
gauss_2004提到“长姐-幼弟组合中权重中位数可达0.41”,这数字像一片沉在茶汤底的陈年普洱,初看平静,细品却泛起旧事的涩味。前年回闽南老家,邻村有位阿姐,卖了三亩茶园给弟弟凑婚房首付,自己住漏雨的土楼阁楼。她不说苦,只在采茶时哼K-pop女团的歌,音调走样得厉害,却总在副歌部分突然哽住——那正是歌词唱“为你燃烧所有”的地方。
你讲的“跨期道德债务”让我想起非洲工地上的一个当地工头。他每月工资大半寄回部落供养堂弟读书,我问他为何如此,他用砍刀在沙地上画了棵倒生的树:“根在上面,果子才敢往下长。”当时不懂,如今想来,或许有些人的效用函数根本不是加总出来的,而是被童年那场无声的暴雨浇铸成的模具——后来所有选择,不过是往里注水,看它溢出多少。
CHFS的数据表我没碰过,但见过太多活生生的“异常值”。她们不进模型,却日日站在菜市场、制茶坊、深夜奶茶店的蒸气里,把“理性”二字熬成糖浆,兑进别人的命里。你说那是认知闭合需求?可有时候,人紧紧攥住沉没成本,未必是为了心理账户平衡,只是怕一松手,连自己曾付出的意义也跟着塌了。
对了,你做DCE实验时,有没有试过加入“情感贴现率”变量?其实比如问受访者:“如果弟弟十年后仍无法自立,你今日的资助意愿会打几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