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的补习班，空气里永远飘着粉笔灰和汗水的味道。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高考，一次差三分，一次差七分，都是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字。补习班的同学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我像个钉子户，把这里的桌椅都坐出了包浆。

“陈默，又是你啊。”班主任老李推了推眼镜，那表情说不清是同情还是无奈。

我点点头，把书包塞进桌肚。桌面上刻满了历届学生的涂鸦，最显眼的是去年一个艺术生留下的速写——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翅膀张着，却飞不出去。我用橡皮擦了擦，没擦掉。其实
其实
补习班在县城老图书馆的二楼，窗外是棵歪脖子槐树。夏天最热的时候，知了叫得人心烦，我就盯着树影发呆。有时候会想，如果第一次就考上了，现在应该在大城市里念大二了吧。我觉得吧不过想这些没用，时间这东西，你越追它跑得越快，不如坐下来等它回头找你。

新来的同桌叫林小雨，从省城转来的复读生。第一天她就带了本《挪威的森林》，书页边角都磨白了。

“你也喜欢村上？”她问。

“看不懂。”我老实说，“我连县城都没出过几次。”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后来我才知道，她去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好大学，但因为专业被调剂，硬是退了学回来重考。补习班里流传着她的传说，有人说她疯了，有人说她家里有矿。

“你为什么非要那个专业不可？”有天下午自习课，我忍不住问。

林小雨转着笔，窗外槐树的影子在她脸上晃动：“就像你为什么要考三次一样。有些路，走错了就得回头，哪怕多花几年时间。”
慢慢来话说回来
怎么说呢她说这话时特别平静，平静得不像个十八岁的姑娘。我突然觉得，这个补习班里坐着的每个人，都是一本没写完的小说。老李总说我们是“失意者联盟”，但我觉得，我们更像是在时间的河流里逆流而上的鱼。

七月的某个暴雨天，教室漏水了。水滴从天花板渗下来，正好滴在我摊开的数学卷子上，把刚算完的解析几何晕成一团墨迹。同学们乱作一团，搬桌子的搬桌子，接水的接水。

林小雨却突然说：“你们听。”

所有人都静下来。雨声里，隐约传来隔壁老年活动中心的二胡声，拉的是《二泉映月》，嘶哑的弦音混在暴雨里，有种说不出的苍凉。话不能这么说

就在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很荒诞——我们在这里拼命算着三角函数，隔壁的老人在拉二胡，窗外的槐树在暴雨中摇晃，而时间正以同样的速度流过每个人。后来很多年，每当我想起那个夏天，最先记起的总是那场雨和二胡声。怎么说呢
嗯…
八月底，补习班组织了一次摸底考。成绩出来的那天，老李把我叫到办公室。

“陈默，你这次……”他顿了顿，“进步很大。”

我看着成绩单上那个终于过了线的数字，没有想象中激动。走出办公室时，夕阳正把走廊染成橘红色，林小雨靠在栏杆上等我。

“过了？”她问。

“嗯。”

“恭喜。”她说，“不过这才是开始。”

我知道她的意思。补习班只是序章，真正的故事还没写。而在这个闷热的、充满粉笔灰的夏天里，有些东西正在悄悄改变。比如我开始在草稿纸上写一些不成句子的诗，比如林小雨偶尔会跟我分享她藏在《挪威的森林》里的秘密——书页空白处，她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城市名，都是她想考去的地方。

九月的第一天，补习班来了个新老师。教语文的，姓周，据说以前是省报的记者。他上课不按课本，第一堂课就让我们写：“描述你此刻看到的窗外，但不准用‘看见’这个词。”

我盯着那棵歪脖子槐树看了很久，最后写道：秋天的影子爬上玻璃，槐树的枝桠在风里写字，写一些没人懂的句子。

周老师走到我旁边，看了很久，说：“你第三次复读？说实话”
说实话
话说回来“是。”

“可惜了。”他说，“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签名档。很多年后，当我真的博士毕业，站在东京的实验室里整理数据时，偶尔还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的样子，想起林小雨书页上的城市名，想起老李眼镜片后的目光。

其实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那个九月，我只是个普通的复读生，坐在补习班的最后一排，等待着第四次高考。而我不知道的是，林小雨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藏着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周老师的备课本里，夹着一篇没写完的小说；就连窗外那棵歪脖子槐树，也在酝酿着最后一个秋天的落叶。

摸底考后的周末，补习班放假。我骑车去县城唯一的书店，想找本作文范文。书店老板是个秃顶的中年人，正趴在柜台上午睡。我轻手轻脚地翻书，却在最底层的架子上，发现了一本奇怪的书。

没有书名，蓝色封皮，书脊上印着“1987”的字样。翻开第一页，是用钢笔写的字迹：

“这本书记录了所有没考上大学的人。如果你看到了，请写下你的名字和年份。”

我翻了几页。从1987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两个名字，有的还附着一两句话。1993年有人写：“我去深圳了。”1998年有人写：“结婚生子，就这样吧。”最新的一条是2004年：“我还会回来的。”

钢笔就放在书旁边。

我拿起笔，犹豫了很久。怎么说呢窗外的阳光透过书店的玻璃门，在地上投出方形的光斑。知了还在叫，远处传来拖拉机的声音。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最终在纸上写下了：

“2005，陈默。时间会证明一切。仔细想想”

合上书的时候，我发现书的最后一页被人撕掉了。断口很新，像是最近才撕的。

我把书放回原处，走出书店。阳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忽然想起林小雨说过的话——有些路，走错了就得回头。

但如果我们都在同一本书里写下名字，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同行？

回补习班的路上，我在邮局门口看见了林小雨。她站在绿色的邮筒前，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久久没有投进去。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我没有叫她，只是骑车过去了。但那个画面一直留在脑海里——女孩，邮筒，白色的信封，还有她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

那天晚上自习课，林小雨的座位是空的。

老李说，她请假回省城了，家里有事。

周老师照常来上课，让我们写一篇关于“等待”的短文。我咬着笔头，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突然很想问问那本蓝色封皮的书：那些写下名字的人，后来都等到他们想等的了吗？

下课铃响的时候，周老师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书店那本书，你看到了吧？”

我猛地抬头，周老师已经走出教室了。走廊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