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那年冬天我从部队回来，背包里装着一本退伍证和一张褪色的船票。船票是母亲塞给我的，她说你爸当年就是从这个渡口走的，去舟山，再没回来。我说妈，舟山又不远。她不说话，把船票按在我手心，像按一块焐不热的石头。

渡口还在，叫三堡渡。我查了，光绪年间就有了。现在修大桥，渡轮只剩早晚两班。我去的那天，雾大得能拧出水，江面像一匹揉皱的灰绸子，对岸的楼群浮在半空，仿佛古人说的海市。

二、候船

候船室是八十年代建的，水泥地裂了缝，缝里长出倔强的草。墙上贴着褪色的安全须知，边角卷起来，露出底下更早的一张，层层叠叠像年轮。我数了，最底下那张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船票涨价两毛。

长椅上坐着个老头，穿一件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他面前摆着一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我认得那种杯子，我爷爷也有一个，抗美援朝的纪念品。老头抬头看我，目光在我背包的迷彩图案上停了一秒，又低下头去，从怀里摸出一只收音机，调频，杂音，然后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去对岸？"他问。

"不去，"我说，“就看看。”

"看看好，"他说，“看看好。我天天来看，看了四十年了。”

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船。以前一天二十多班，现在两班。以前船上有卖豆浆的，五分钱一碗，滚烫，冬天捧在手里能暖到心口。现在没有了，现在船上只有安全员，穿橙色马甲，像一群会动的救生圈。

三、上船

船来了。汽笛声闷闷的，像从水底传来。老头收起收音机，动作很慢，关节肿大，是风湿。我扶他上船，他不要，自己扶着锈迹斑斑的栏杆，一步一步挪。栏杆上缠着废弃的缆绳，绳子浸透了江水，摸起来滑腻腻的，像某种生物的皮肤。

船舱里很空。二十几排塑料座椅，蓝颜色，坐满了大概能装两百人。现在加上我和老头，七个。安全员坐在第一排，低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另外四个乘客分散坐着，彼此隔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是城市人默认的社交尺度。

我选了靠窗的位置。窗玻璃很脏，雨痕、灰尘、手指印，层层叠叠。我用袖子擦，越擦越模糊。老头坐在我前面一排，背对着我，军大衣的后领翻卷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里。

船动了。发动机轰鸣，甲板震动，江水被螺旋桨搅成浑浊的黄色。我掏出那张旧船票，对着光看。纸质很脆，边缘已经碳化，一碰就掉渣。票面印着"三堡—五堡，壹元伍角"，日期是1987年3月15日，我父亲的名字，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像一滴凝固的泪。

四、江心

江面宽阔，约莫两公里。船行其中，两岸都远了，人便生出一种悬浮感，仿佛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也不在途中。我想起在部队的日子，也是这样的感觉。营地在戈壁深处，四周都是黄沙， horizon 是圆的，人站在中央，像一粒被世界遗忘的沙子。

老头忽然回头，问我：“当过兵？”

“是。”

“哪年？”

“2012到2014。”

"我1962，"他说，“舟山，守岛。八年。”

他说守岛的日子，每天看潮水涨落。涨潮时岛很小，只剩营房和一小块操场；退潮时岛变大，能走到礁石上去捡海螺。海螺里有寄居蟹，小的，透明的，住在别人留下的壳里。他说那时候年轻，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挺好。后来转业，分到工厂，造拖拉机。拖拉机没造几年，工厂倒了。他拿了一笔买断费，在江边买了间小屋，天天来看船。

"看什么？"我又问。

"看船来船往，"他说，“看有人上船，有人下船。看年轻人变成老人，看老人变成照片。”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磨毛了。信封里是一张照片，黑白，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礁石上，背后是海，天和海连成一片，分不出界限。他指着最左边那个：“这是我。二十二岁。”

照片上的年轻人笑着，牙齿很白，眼睛很亮。我看看照片，又看看眼前的老头，试图找到某种重合的痕迹。但是找不到。时间像这江水，把一切都冲变形了。我觉得吧

五、风暴

江心忽然起风。不是大风，是钱塘江特有的涌，从下游倒灌上来，船身开始摇晃。塑料座椅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像某种古老的乐器。安全员站起来，扶着栏杆走动，提醒大家坐稳。他的声音被风声切碎，断断续续飘过来，像信号不好的广播。

老头把照片收好，从搪瓷杯里喝一口水。我闻到茶叶的味道，是龙井，陈年的，有股闷在铁罐子里的气息。我觉得吧他说这茶是去年清明前买的，舍不得喝，每次只放几根。我说您老会过日子。他说不是会过，是怕喝完。怕喝完，就没什么可等的了。

船身倾斜。江水拍打着船舷，溅起的水雾从窗缝里渗进来，凉，带着泥沙的腥气。我想起父亲。母亲说他去舟山，是去做生意，走私，被抓住了，判了刑，死在牢里。但船票上写的是"三堡—五堡"，五堡在对岸，不是舟山。母亲说谎，或者她也不知道真相。我握着那张脆薄的纸，感觉它正在我手心里碎裂，像父亲正在我记忆里碎裂。

"您去过五堡吗？"我问老头。

"去过，"他说，“以前五堡有芦苇荡，秋天白茫茫一片，风一吹，像下雪。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楼盘，叫’钱江新城’，房子贵得吓人。”

他说有一次，大概是八十年代末，他在芦苇荡里捡到一只手表，上海牌的，还能走。他等了三天，没人来认领，就戴在自己手上，戴到现在。他伸出左手，给我看那只表。表盘黄了，指针还在走，咔嗒，咔嗒，像一颗固执的心脏。

六、彼岸

嗯…船到对岸，用了十七分钟。我看过表，父亲那只旧表，退伍时部队发的，防水，防震，防磁，除了不准，什么都防。

老头不下船。他说他要坐回去，再坐回来，一天两趟，正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对岸没有他要看的，只有楼盘，只有地铁，只有和他一样老、但比他有钱的人。他说这话时没有怨气，像在陈述天气。

我下船。五堡的码头比三堡新，有不锈钢的栏杆，有电子显示屏，有扫码支付的闸机。我回头看，老头坐在船舱里，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遮住半边脸。他在调收音机，寻找信号，杂音，然后是另一段越剧，我听不清唱词，只听见弦乐，咿咿呀呀，像水波荡漾。

码头上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桶改装的炉子，火苗从缝隙里舔出来。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烫，但暖不到心口。红薯是蜜薯，山东的，甜得发腻。我想念老头说的豆浆，五分钱一碗，滚烫，冬天捧在手里能暖到心口。但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连老头自己，也未必真的喝过。

七、寻人

我在五堡走了很久。没有芦苇荡，只有工地，围挡上写着"国际滨水居住区，即将盛大启幕"。挖掘机在远处作业，声音闷闷的，像从水底传来。我试图找到父亲可能去过的地方，但没有任何线索。1987年，他二十二岁，比我退伍时还年轻一岁。他来五堡做什么？见什么人？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去？

母亲后来改嫁，继父是电厂的工人，沉默，勤劳，在我十五岁那年中风，偏瘫，又活了八年。那八年里母亲没有笑过，至少我没见过。她在我退伍那年去世，胰腺癌，发现时已经扩散。临终前她把船票给我，说：“你爸不是坏人。”

不是坏人。这是什么评价？我走在五堡的工地上，踩过碎石和积水，试图理解这句话。也许她的意思是，父亲没有抛弃我们，他只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像那只手表，被芦苇荡困住，被时间困住，被某个我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困住。

八、归途

其实傍晚我回到三堡渡。最后一班船是六点半，我赶上了。船舱里更空，只有我和安全员。他不再看手机，望着窗外，表情空白。我坐在早上那个位置，窗玻璃还是脏，但暮色中看不清了，只看见自己的倒影，模糊，变形，像一张泡过水的老照片。

船到江心，风又起了。这次更大，船身摇晃得厉害，安全员站起来，扶着栏杆，但没有提醒我坐稳。也许他看出来，我不需要提醒。我在戈壁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