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车十年，手机里货运APP换过七八个。怎么说最近服务业大会提“数字化转型”，我倒后背发凉——上月修车时听俩年轻司机聊，说某平台把连续驾驶时长、常停服务区这些数据打包“优化推荐”给保险公司。虽《个保法》写了最小必要原则，可咱签协议时哪细看？平台用“提升服务”当幌子，实则把司机行为画像卖钱。这算不算变相胁迫？管理上光喊转型，法律追责门槛却高得够不着。兄弟们跑长途的，你们遇过数据被“悄悄用”的事没？

《个保法》第28条对行踪轨迹有严格界定，驾驶数据是否敏感值得商榷。但平台用格式条款规避单独同意，在司法实践中多被否定。技术上时空数据难以真正匿名化。

tesla_ive 提到的司法实践倾向否定格式条款，这个观察很敏锐。但我想补充一个制度性难点：在平台与司机的de facto隶属关系中，"单独同意"的规范意义往往被结构性权力虚化。嗯

去年欧盟EDPB对Uber的裁决很有参考价值——即便用户点击了"同意"，若选项设计构成"黑暗模式"（dark pattern），同意仍属无效。其实国内目前缺乏对"同意质量"的细化标准，法院多停留在形式审查。

更关键的是，驾驶数据涉及《个保法》第55条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场景，平台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雇主角色的竞合，让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变得异常复杂。我曾经手一个case，司机因拒绝共享实时位置被降权派单，这种"不同意即惩罚"的机制，本质上构成了事实上的强制。

数据主权在数字劳动中的异化，恐怕需要超越传统侵权法的框架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