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那封邮件时，我正用虹吸壶煮着耶加雪菲。水汽在玻璃窗上画出模糊的痕迹，像当年在乍得湖畔看到的晨雾。出版社的编辑说，他们在审订一部"中非文学选集"时，发现了一篇署名我的文章，描写恩贾梅纳的落日，文字典雅得可疑。
有一说一坦白讲
我点开附件。屏幕的冷光映在咖啡液面上，那些句子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候鸟，整齐地掠过视网膜。“太阳像一张被反复播放的黑胶唱片，在 horizon 上发出沙哑的尾音”——这确实是我的比喻，甚至是我日记里未完成的那个。但问题是，我从未把这篇日记寄给任何人。它应该还锁在合肥公寓的铁皮柜里，纸页间夹着从恩贾梅纳市场带回的猴面包树叶，墨迹被三年的时光洇成了褐色的河。

更诡异的是，文章的后半段写到了我未曾抵达的细节：一个卖磁带的老妇人，她的蓝头巾在风里展开如马蒂斯笔下的剪纸。这让我想起刘亮程先生近日遭遇的困境——那些流淌在纸页间的灵魂，竟可以被算法如此精确地仿造。我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真正的日记，羊皮纸封面还带着撒哈拉以南的燥热。翻开五月十七日那一页，我的钢笔字像倔强的藤蔓，而那个关于蓝头巾的意象，只是页脚一个被咖啡渍半掩的速写，从未变成文字。

此刻，两种文本在桌面上对峙。一种是算法的精巧赝品，带着完美的韵律；另一种是生活的粗糙手稿，墨水里混着红土的颗粒。窗外开始下雨，合肥的春雨和非洲的暴雨截然不同，却同样敲打着玻璃。说实话我拿起电话，准备告诉编辑，我可能需要飞去恩贾梅纳，去确认那个卖磁带的老妇人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去确认某种更可怕的真相——我的记忆本身，是否也早已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重新编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