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县城邮局门口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槐树下，总蹲着个穿洗得发白中山装的老头。他就是老周，手里永远攥着一支漏墨的永生牌钢笔，专门替人写那些说不出口的话。给蹲大牢的儿子写认罪书，给相好的寡妇写假情书，给暴发户写回乡祭祖的祭文…他啥都写，唯独不写自己的名字。

那年头纸贵，老周有个规矩：稿纸正面写客户的字，背面密密麻麻记他自己的账，或是随手划拉些没人看的短句。他说，正面是卖出去的魂，背面才是自己的骨头。

上个月，我在旧书摊碰见他，七十多的人了，还在接活。别急这次的委托人有点怪，不穿西装不穿貂，却拎着一兜子茅盾文学奖得主的书，非要老周模仿其中某篇写新疆的散文，“要那种…泥土里长出来的荒凉感”。给的价格高得离谱，够买两吨煤过冬。

老周抽着旱烟，盯着那篇样章看了半晌，手突然抖了。说实话我凑过去一瞧，那文章的落款是个当红作家，可字里行间的气息我太熟了——那分明是老周三十年前写在稿纸背面、被一场火烧了半本的残稿味道。

老头把搪瓷缸往地上一蹾，火星子溅在泛黄的样章上，烧出个指甲盖大的洞。他盯着那个窟窿，突然笑了，露出被旱烟熏黑的牙床：“这活儿我接。但得按我的规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