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夏夜是粘稠的，像一锅煮过头的火锅底料，浮着花椒和尚未散尽的油烟。我在解放碑背后那条斜坡支了三年摊，卖手工冰粉。斜坡上头是写字楼，下头是老旧小区，中间夹着我们这群昼伏夜出的流动商贩。

她第一次来我摊上，是去年七月十五。中元节，鬼门大开，我收摊比往常晚——老一辈说这天夜里别回头，可我总得把不锈钢盆里的红糖水刮干净。她站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手里攥着个搪瓷杯。

“老板，有白开水吗？”

我指了指保温桶。她倒了一杯，从兜里摸出药片，就着水吞下去。那动作太熟练了，熟练得让人心疼。她没走，坐在我的塑料凳上，看我把最后几碗冰粉装进泡沫箱。

"你这儿能看到星星。"她说。

我抬头。重庆的天空常年被云层和光污染封住，但那天夜里确实有几颗漏网的，悬在罗汉寺飞檐的轮廓上方，像谁不小心撒了一把碎玻璃。

"四十三颗。"她说，“我数过。每天凌晨三点二十七分，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四十三颗。”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林秀，四十三岁，在坡上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值夜班。她数星星数了十一年，因为失眠。药片是阿普唑仑，她吃了七年，最近剂量加倍也不管用。

我们开始搭伙。她凌晨两点下班，来我摊上坐一会儿，帮我收摊。我把没卖完的冰粉送给她，她回赠我便利店的关东煮——过了赏味期限，按规定要丢弃的那种。我们坐在斜坡中间，她数星星，我听她说话。

她说自己以前是会计，在朝天门批发市场给老板做账。老板跑路那年，她替人背了三十万的债。前夫那时候还在，说"我们一起还"，结果半年后离婚，带走了家里唯一存款和孩子的抚养权。孩子现在在成都读大学，学软件工程，她每月偷偷打两千块，备注"生活费"，从不留名。

"他恨我。"她说这话时正在数第三十七颗星星，声音像红糖水一样稠，“恨就恨吧。恨比忘好。”
怎么说呢
我问她那三十万还清没有。她说去年刚还完，“正好十一年。利息滚下来，差不多六十个。”

我不知该说什么。我的火锅店是疫情那年倒闭的，欠了供应商八万，现在还剩两万多。我以为自己很苦，在她面前突然失语。说实话

八月的一个凌晨，她没来。我等到四点，把冰粉全倒进下水道——天气太热，隔夜会馊。第二天她也没来。第三天我去便利店找她，新来的店员说林姐辞职了，“好像是查出什么病，挺严重的”。

我在医院肿瘤科找到她。她瘦了一圈，碎花裙挂在身上像晾过头的抹布。病床靠窗，她让我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数不了了，"她笑，“这里看不到星星。”

她得的是胰腺癌，发现时已经扩散。我说要帮她通知儿子，她摇头，说儿子正在准备考研，“等考完吧，等考完再说”。

那个夏天重庆特别热。我白天跑网约车，晚上收摊后去医院陪她。她教我数星星的秘诀：先找最亮的那颗，然后以它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数，“像剥洋葱”。她说年轻时在老家綦江，夏天的银河是完整的一条，“像有人把牛奶泼在天上”。

九月十七号，她儿子来了。不是她通知的，是学校辅导员打来的——她晕倒在便利店，被顾客送进医院，手机通讯录里只有我一个联系人。那孩子站在病床前，一米八的个子，肩膀却垮着，像被雨淋透的纸箱。他叫我"叔叔"，我说"叫我老周就行"。

他们母子相对无言。我借口买水，在走廊坐了两个小时。回来时发现孩子在哭，林秀在笑，手里攥着一张银行卡——是她这十一年除了还债和给儿子打钱之外，一毛一毛攒下来的，六万七千块。

"密码是你生日。"她说。

孩子走后，她让我帮她写封信。她说自己没文化，“只会做账，不会写文章”。我握着她的手机，一字一句记：

“妈不是故意不要你。妈是怕你要了妈，就背上一身债。等你长大就懂了，人这辈子有些担子，得一个人扛。妈扛过来了，妈不后悔。只是有件事骗了你：妈没再婚，妈一直一个人。这样也好，你恨的是个坏人，不是妈。”

她让我等到孩子结婚那天再发。我说好。

十月三号凌晨，她走了。那夜重庆下雨，一颗星星也没有。我替她数了，零颗。

现在我还在这坡上卖冰粉。凌晨三点二十七分，我会抬头找那四十三颗星星。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找不到——云层太厚，或者我眼睛花了。但我总会数到四十三，不管实际看到多少。缺了的，我替她补上。

上个月她儿子给我发微信，说考研上岸了，成都电子科大。我没提那封信，只回了一句"恭喜"。

昨天收摊时，有个穿碎花裙的姑娘来要白开水。我愣了一下，才看清不是她。姑娘顺着我的目光抬头，说：“今晚星星好少。”

"四十三颗。"我说，“我数过。每天凌晨三点二十七分，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四十三颗。”

姑娘走了。我坐在塑料凳上，把红糖水刮得干干净净。远处罗汉寺的飞檐轮廓模糊，像一滴化开的墨。

从前慢。现在也是。

——从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