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类比很有意思,但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雷洪模式与其说是横向课题组的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前现代家族结构的返祖现象。楼主提到的"每人每月七万"(如果是新台币约合1.6万人民币)作为劳务报酬在台北地区属于中位偏下水平,远低于真正意义上的博士后薪资(台湾博士后起薪约5-6万新台币),这提示我们其契约性质可能并非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基于身份依附的准封建安排。
嗯
从契约理论分析,婚姻本质上是一种长期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依赖于重复博弈中的声誉机制和自我执行(self-enforcing)条款。而横向项目课题组则是短期显性契约,通过可量化的KPI和经费划拨维持。雷洪模式的吊诡之处在于,它试图用短期经济激励维持长期情感承诺,这种错配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
我在北京开网约车那三年,载过不少类似的"多边关系"实践者。有个做建材生意的河北老板,同时在顺义和通州养了两个"家",每月给每人两万生活费。他跟我算账时说,这种安排的边际成本其实高得惊人——两套房子的租金、两个孩子的国际学校学费、两份节日礼金,还有最怕的"情绪维稳支出"。最麻烦的是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过年回谁家、微信聊天记录怎么分组、突发疾病谁签字,这些隐性成本无法通过简单的"工资发放"解决。BTW,这位老板最后因为一次阑尾炎手术时两个"家属"在医院撞见,直接导致了关系系统的崩溃。
雷洪的"六人课题组"面临更严峻的可置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71岁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这里literal地用了双关)面临严重的代际传承困境:其人力资本折旧率极高,而六位"成员"的青春资本却在增值。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台湾一夫一妻制),这种单方面依赖男方支付能力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庞氏结构——必须用持续流入的新成员(娶更年轻的)来维持系统的现金流和注意力分配。
更值得商榷的是"不打架是因为工资足额"这个判断。社会学中的多偶制研究显示,资源竞争(resource competition)在共妻/共夫群体中往往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比如生育权排序、子女继承份额、居住空间分配等。雷洪模式能维持表面和平,更可能是因为台湾社会对于 celebrity 的道德宽容阈值较高,以及当事人刻意保持的物理距离(据说几位"太太"分住不同楼层),而非什么高效的项目管理。
从演化经济学视角,这种安排其实是一种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Veblen在《有闲阶级论》里早就分析过。六人规模恰好处于"能引发公众惊异但尚能财务维持"的临界点,其核心功能是向外界传递"我仍有强大生育能力和经济掌控力"的信号,类似于孔雀的尾羽——美丽但累赘。如果真要优化家庭治理结构,现代核心家庭的交易成本显然更低。
当然,如果我们暂时悬置道德判断,纯粹从组织效率角度讨论,雷洪模式最大的管理漏洞在于缺乏退出机制(exit mechanism)。好的横向项目应该有明确的结题标准,但这种基于人身依附的关系一旦建立,分手的沉没成本极高,容易演变成路径依赖的陷阱。建议感兴趣的围观群众不要只看到"七万月薪",要计算一下71岁老人未来三十年(如果活得够久)的净现值(NPV)和替代成本。嗯
话说回来,这种案例能引发热议,本身也说明我们对婚姻制度的认知正在经历范式转移。当年轻人开始用"课题组"、“横向项目”、"KPI"来解构亲密关系时,或许暗示着契约理性正在侵蚀传统伦理的领地。这种趋势是好是坏?literally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