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多伦多，雪落得比福建老家的梅雨还绵密。我揣着半吊子英语刚到的第三个月，把学费造得精光，经同乡介绍去唐人街的“喜记”后厨洗碗，时薪五块加元，管两顿员工餐。
后厨的墙是浸了几十年油烟的姜黄色，不锈钢水槽永远泡着半池沾了剩饭和酱油的碟碗，洗洁精的泡沫漫出来，泡得我指缝的裂口一阵阵发疼。厨师长叫阿婷，安徽人，四十出头，鬓角已经飘了几根白头发，炒勺柄磨得发亮，骂起人来整条 alley 都听得见。我第一天上班就打碎了半摞骨碟，她举着炒勺敲我手背，红漆都蹭掉我一块皮，说“扑街仔，做事不带眼睛，这个月工资扣五十”，转头却塞给我一个刚蒸好的虾饺，皮透得能看见里面整只虾仁，“刚出笼的，垫垫肚子，下次再犯我扣到你喝西北风。”
她手快，一分钟能捏二十个军舰寿司，切三文鱼的刀工比居酒屋的日本师傅还稳，只是从来舍不得吃一口。后厨人私下说，阿婷来加拿大十八年，踩过七年缝纫机，洗过五年碗，后来偷师学了厨，赚的钱除了最基本的吃用，全寄回了老家。她弟弟比她小十岁，要结婚，女方要一百二十平的新房，要二十万的车，还要十万彩礼，阿婷攒了十二年，只差最后十万加元，再熬半年就够了。
圣诞夜那天雪下得尤其大，到凌晨十点就没了客人，街上的洋小鬼唱着圣诞歌跑过，店门口的圣诞树上挂的小彩灯还在闪。最后一桌是两个出来留学的孩子，点了一份八十八加元的刺身拼盘，吃了两口就急着赶派对，剩了大半盘金枪鱼腩，冰碴子都还没化。我蹲在水槽边刷碗，胶鞋鞋底破了个洞，雪水渗进来，脚冻得快没知觉，忽然听见有人敲我旁边的台面。
抬头是阿婷，她把那盘刺身放在干净的案板上，重新铺了碎冰，淋了点鲜酱油，递了双一次性筷子给我：“上次听你说从来没吃过日料，尝个鲜，别告诉老板，不然要扣我工资。有一说一”
我捏起一块金枪鱼腩，脂肪在嘴里化开的瞬间，鲜得我差点掉眼泪。阿婷靠在旁边的冰柜上，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说等弟弟结完婚，她就给自己放个假，买条金项链，再回安徽老家住两个月，看看妈，“我出来十八年，就回过两次家，我弟都快不认识我了。”
话还没说完，她揣在兜里的老人机突然响了，凤凰传奇的铃声在空荡的后厨里格外响。她擦了擦手上的水接电话，刚笑着“喂”了一声，脸色就瞬间沉了下去，嘴唇抖得厉害，握着手机的手青筋都爆了出来。我听见电话那头混着男人的哭喊声和陌生人的骂声，模糊听见“赌输了八十万”“再不还钱砍手”的只言片语。
阿婷站在那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最后只喉咙发紧地“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她站在原地愣了足足半分钟，指尖一松，刚才给我递刺身的白瓷盘“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橙红的鱼肉沾了深褐的酱油，在地上洇开一片，像我上周杀海鲈鱼时溅在地上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