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小区的老巷子深处，有间修表铺。铺面窄得只容一人侧身，玻璃柜里躺着上百只停摆的手表，像一群沉睡的蝴蝶。

掌柜姓周，七十三了，人称"周钟表"。我认识他是因为祖父——那只1956年上海牌手表，是祖父的结婚礼，走不动了，父亲说要扔，我偷偷揣来西安。

"能修。"周钟表没抬头，放大镜卡在眼眶上，“但得等。”

“多久？”

“春天吧。”

那是去年深秋。我以为听错了，他却已埋头于镊子与齿轮之间，后颈的皱纹里嵌着三十年前的铜锈。

后来我常去。不为取表，为看人。周钟表每日六点开门，先煮一壶浓茶，再擦那张1948年德国产的校表仪。他的手指粗粝如老树根，捏起直径两毫米的游丝却稳如磐石。"这叫手感，"他说，“机器学不会的。”

铺子里有只座钟，民国货，报时声沙哑。我问为何不修，他笑：“修好了，谁陪我等？”

等。这个字他说得轻，却重。我后来才知道，他等过许多人。八十年代，南下打工潮，整条街的年轻人涌向广州，有人把表押给他换路费，说回来取。有人真回来了，表早卖了，钱还他，他摆手："留着娶媳妇。"更多人没回来，表就成了柜里的蝴蝶，一躺三十载。

"这只，"他指着角落一只梅花表，“主人叫陈美华，1987年走的，说去深圳做服装生意。表盘里刻了字，你看——‘给美华，愿分秒相守’。刻字的人没留名，我猜是相好的。”

“您还留着？”

“留着啊，万一呢。”

万一。又一个轻而重的词。

我的表在第十七个春天修好了。今年清明，我去取。周钟表正在给那只梅花表换电池——他终究没忍住，自己修了。"反正闲着，"他嘟囔，“走不走是一回事，让它亮着是另一回事。”

玻璃柜里，上百只表忽然同时走动。原来他趁我不在，全上了弦。满屋滴答声，像春蚕啃食桑叶，像雨点击打芭蕉，像一个人把三十年的光阴，一寸一寸，还给了时间本身。

“周叔，陈美华要是回来，表还她吗？”

他愣住，放大镜后的眼睛忽然湿了。七十三年的人生里，显然没人问过这个问题。

"还，"他说，“怎么不还。我还等着她，给我讲讲深圳呢。”

走出巷口，钟楼正敲四下。我低头看腕上的上海牌，秒针稳健，像祖父终于同意了我来西安这件事。远处有人在卖槐花，香气漫过来，和1970年代某个春天，毫无分别。

——从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