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的修伞铺藏在茶城后巷的拐角，门脸窄得只容一人侧身，檐下却挂着几十把待修的伞，像一群收拢翅膀的灰鸽子。我每天下午泡完最后一道茶，总爱绕过去看他干活，有时带半块绿豆糕，有时就空手去，他也不计较。

"又来偷懒。"他头也不抬，手指正捏着一根伞骨，用棉线在断裂处细细缠绕。那双手布满褐色的茶渍——和我一样，都是常年和茶叶打交道的人。他年轻时在安溪的茶厂干过，后来手指被机器轧伤，握不住炒茶锅，才改行修伞。

我注意到他铺子里有把竹骨伞特别旧，伞面褪成米白，边角绣着几朵模糊的梅花。伞骨断了三根，他却迟迟不修，就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那把啊，"老陈终于抬头，往紫砂壶里添了水，“三十七年前的了。”

那是他修的第一把伞。主人是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从邻县来茶城卖夏茶，逢上暴雨，伞被狂风拧成了麻花。她站在铺子门口，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淌，说要赶傍晚的班车。

老陈那时候刚出师，手忙脚乱修了两个小时。姑娘急着走，连声道谢，放下钱就冲进雨里。嘿嘿他追出去，只看见蓝布衫消失在巷口，像一滴墨融进水里。

"后来呢？"我问得傻气。

"后来？"老陈把修好的伞骨对着光检查，“后来我就开了这家铺子，修了三万七千多把伞。她那一把，一直没人来取。”

铺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砂壶咕嘟咕嘟的轻响。我数了数墙上挂的伞，果然三十六把待修的，加上那把旧伞，三十七。

那年深秋，老陈咳嗽得厉害，我陪他去县医院。候诊的时候，对面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藏青棉袄，手里攥着个布包。太！老陈忽然僵住，手里的挂号单飘到地上。

老太太也看见了那把挂在铺子招牌下的旧伞——老陈出门必带，说是怕有人来取。她颤巍巍站起来，从布包里摸出一块绣着梅花的帕子，边角已经磨毛了。

"伞骨又断了？"她问，声音轻得像叹息，“我后来去过的，铺子关着，说是学徒出师，老师父回乡了。我等了三个秋天。”

老陈弯腰捡挂号单，捡了三次才攥在手里。我在旁边看着，发现他耳朵尖红得透亮，像年轻时第一次炒茶被锅气熏的。

他们最终也没说什么要紧的话。老太太的老伴去年走了，儿子在深圳，她这次来茶城，是想把祖屋的茶叶地租出去。老陈的肺上有阴影，要住院。

我把他们送到巷口，老陈忽然说：“那把伞，我修好了。”

他从铺子里取出那把竹骨伞，三十七年的棉线已经发黄，但伞骨笔直，撑开来，梅花在夕阳里竟有几分鲜活。老太太接过去，手指抚过绣纹，忽然笑了一下：“那时候急着赶车，是回去定亲的。路上我就在想，这修伞的人，手真暖和。”

老陈愣在原地，伞在他手里轻轻转了个圈，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像一只终于张开翅膀的鸟。

冬天的时候，老陈把铺子搬到了医院附近，租了个更小的门面，只挂七把伞。老太太的茶叶地没租出去，她学会了用视频看儿子，学会了在手机上下单买菜，每周三下午，带着自己炒的铁观音来看老陈。

那把旧伞挂在铺子最里头，伞柄上系着块小木牌，毛笔字歪歪扭扭：“已取”。

我最后一次去，是个雨天。老陈正在教老太太绕伞骨，两人的手指凑在一处，褐色的茶渍和老年斑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雨从檐角淌下来，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炒茶，锅铲翻动着春天的叶子。

"带伞没？"老陈问我。

我摇头。他便把门口一把黑布伞递过来，伞骨崭新，是他去年冬天的手艺。

"第三十八把，"他说，“我自己的。”

我撑开伞走进雨里，回头望见铺子的灯火，两把影子映在窗纸上，一把竹骨，一把黑布，像两株挨在一起的茶树，根须在地下早已相连多年。

茶城的后巷还是老样子，只是修伞的铺子越来越少。我常想，人这一辈子，总要有点什么手艺，能把断了的东西重新接上——伞骨也好，棉线也好，或者只是两个错过三十七年的傍晚。

雨声渐大，我把伞往肩上收了收。黑布伞面上有块补丁，针脚细密，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