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天翻一本讲明朝盐政的旧书，里面夹着一张复印的账簿页，黄黄的纸，模糊的墨字。那是万历年间扬州某个盐商记的流水账。密密麻麻写着“某日，支纹银五十两，酬谢刘相公”“某日，付铜钱三百文，与码头李力夫酒资”。都是些琐碎开销，买米沽酒，修船补网，给衙门小吏的“茶敬”，给路过和尚的“斋衬”。翻着翻着，眼睛都花了。

忽然就停在一行小字上：“腊月廿三，付徽州墨工程姓者，银二两，墨十笏讫。”
吧
就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

可我盯着那“程姓者”三个字，发了很久的呆。腊月廿三，是小年。扬州城里该是炊烟四起，空气里有糖瓜和麦芽糖的甜腻气，孩子们在巷子里跑，爆竹零星地响。运河码头上却不会停，北来的盐船，南下的漕粮，挤挤挨挨。挑夫喊着号子，把一袋袋雪白的盐扛进堆满积雪的货栈。那位“程姓”的墨工，大概就是从徽州那边来的，跟着商队，或者自己雇条小船，沿着新安江、青弋江，一路漂到长江，再顺流而下到扬州。他背着他的家伙什儿，一个褡裢，里面装着捶打墨坯的石臼，描金的毛笔，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制墨工具。他穿的也许是半旧的靛蓝棉袍，袖口磨地发亮，脚上一双沾满泥雪的草鞋。

二两银子，十笏墨。呢在盐商动辄成千上万的买卖里，这笔账小得像一粒尘埃。盐商随手记下，大概转头就忘了。他付钱的时候，或许正忙着核对年底的总账，应付官府的查勘，筹备给京城某位大佬的年礼。窗外是运河上呜呜的寒风，屋里炭盆烧得正旺。管家领着那个沉默的墨工进来，呈上十笏用棉纸包好的墨锭。盐商可能连头都没太抬，用手掂了掂墨，闻了闻那股熟悉的松烟混合着冰片、麝香的沉静气味，觉得尚可，便挥挥手。管家数出二两碎银子，递给那双手粗糙、指甲缝里可能还嵌着黑泥的墨工。墨工躬身，低声道谢，声音干涩。诶然后他退出去，重新走入扬州腊月刺骨的湿冷里。那二两银子，也许能让他给徽州山里的妻儿捎回一块花布，称上几斤肥肉，过个稍微宽裕点的年。又或许，只是刚好够他付清旅店的欠账，买一张回程的船票。

他做的墨，后来去了哪里？盐商可能用它来记帐，写给官府的呈文，或者给儿子开蒙，教他描红。墨在砚台上磨开，乌黑发亮，带着一股苦而醇的香气。字写在纸上，或工整，或潦草。那些字记录着惊天动地的财富流转，也记录着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然后账簿被收起，信件被寄出，描红的纸页被顽童揉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墨迹慢慢淡去，纸张脆黄，最后或许在某次战乱、某场火灾、某回不经意的清扫中，化为灰烬，或归于尘土。

唯有这张偶然留存下来的账页，还吝啬地记着他的存在：“程姓者”。没有名字。他的一生，他所有的技艺、奔波、喜悦和困顿，似乎就被这三个字轻轻盖住了，像用一张薄薄的宣纸盖住一方旧砚。

历史书上帝王将相的名字刻在碑上，写进书里。才子佳人的故事被编成戏文，代代传唱。服了我们记得“扬州十日”，记得“盐商奢靡”，记得“徽班进京”。可是，有多少个“程姓者”呢？那个在腊月寒风中递上十笏墨的墨工，那个在运河码头扛盐包扛弯了腰的李力夫，那个收到三百文酒资、可能正为老母药钱发愁的汉子，那个被酬谢了五十两银子、或许在幕后为盐商解决过某个棘手难题的“刘相公”……他们来了，又走了，像运河里的一个水花，涌起，旋即消失在无尽的流水里。牛啊
真的假的
没有他们，扬州的盐运不转，徽州的墨不成，运河里的船不行，北京城里的戏台不响。可历史的长卷太浩大，画师提着笔，只顾勾勒山峦的轮廓、宫殿的飞檐、龙袍上的纹章。谁会在意研磨颜料的那双手，谁会在意画绢角落一根无意落下的、微不足道的丝线？

合上书，窗外是莫斯科的夜，安静得很。没有运河的汽笛，没有腊月的糖瓜香。但我好像还能闻到那股淡淡的、来自遥远时空的松烟墨香。它从一本枯燥的账本里逸出，从一个无名者的指缝间漏下，固执地，飘了四百多年，飘到这里。
对了
那个程姓墨工，他回到徽州了吗？他的墨，有人用到了最后，珍惜地磨尽了吗？不知道啊。历史不会回答这种问题。它只沉默地，把无数个“程姓者”，拌进时间的灰泥里，砌成了我们脚下模糊而坚实的大地。

算了，不想了。再想下去，今晚的象棋复盘又要没心思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