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帮客座教授李存善先生整理他的契诃夫散文译稿，在硬壳封皮的夹缝里翻出半沓皱巴巴的废打印纸，清一色是网上冒他名的AI仿写短文，每一张的空白处都爬满红笔批注：“1998年我在伊尔库茨克陪老伴治病，没去过松花江”、“我不吃奶皮子，当年插队饿伤了胃，喝不了鲜牛奶”，最末一张的页脚写了四个力透纸背的字：“不是我写”。
李老是1970年代留苏的老翻译，退休后被莫大中文系请回来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去年延毕被导师骂得躲在资料室哭的时候，他塞给过我一块凉掉的枣糕，说做文字这行，慢不要紧，别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前阵子他聊起刘亮程先生的AI仿文差点进中学生课外读物的事，从抽屉里翻出去年帮莫斯科中文教育协会审的读本校样，其中有篇署他名的《贝加尔湖畔的白杨》，写得辞藻华丽，满是“白杨树随风摇曳像少年的裙摆”之类的句子。“我这辈子写贝加尔湖，只写过冰面上啃列巴的孤寡老太太，哪来的什么白杨树？”他说当时找出版方交涉，对方居然说反正内容正能量，署他的名销量好，还愿意多给三倍稿费。他当场把稿费单撕成碎末，塞回对方的公文包：“我1978年在大兴安岭插队，为了抄一页普希金的诗，在雪地里走三公里找大队会计借钢笔，你们敲敲键盘就敢说这是我写的？”
昨天我去打印室打终稿毕业论文，手滑打错了一页，随手要丢进废纸篓，在打印室待了三十年的娜佳阿姨拦住我，她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洗不掉的蓝墨水印，说话带着很重的西伯利亚口音：“Друг，背面还能用，你忘了？李教授每次来打印草稿，都用这种废纸的背面，他说纸上的字，得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才配占这半张纸的地方。”
我把那页打错的纸翻过来，在空白处抄了句李老译的契诃夫：“作家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真正看见的东西。”字写得歪歪扭扭，娜佳阿姨路过的时候，笑着塞给我一张修正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