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的油条摊摆在中学后门第三个巷口，不多不少，正好五年。
嗯…
每天凌晨三点半，他准时出现在那里。先是从那辆改装三轮车上卸下炉子、面盆、油锅，动作慢得像在拆解什么精密仪器。面是头天晚上和的，老陈说这叫“醒面”，跟人睡足了觉一个道理。他揉面时手臂上的青筋会跟着跳动，一下，两下，像有什么活物在皮肤底下呼吸。
第一个客人总是环卫工李大姐。她扫完两条街过来时，天还黑着，老陈的油锅里刚泛起第一串油花。“老规矩？”老陈问，手里已经开始扯面。李大姐点头，在旁边的塑料凳上坐下，把扫帚靠墙放好。两根油条，一碗豆浆，不要糖。说实话她喝豆浆时总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仿佛在品什么珍馐。
我高中三年，几乎每天早上都在这里解决早饭。老陈认得我，知道我赶时间，每次都会先炸我的那份。油条下锅时“滋啦”一声，在寂静的凌晨格外清晰。面团在热油里迅速膨胀、变色，从惨白变成金黄，像被施了魔法。
“你今年高三了吧？”有天老陈突然问。
我觉得吧我咬着油条点头。怎么说呢
“好好考。”他说，又往锅里放了一根面，“我儿子要是还在，也该高考了。”
这句话轻飘飘的，落在油锅的热气里，很快就散了。但我看见了老陈手腕上那道疤，像一条蜈蚣趴在古铜色的皮肤上。后来从李大姐那里听说，老陈的儿子五年前没了，车祸。肇事司机跑了，至今没找到。老陈的妻子受不了打击，第二年也跟着去了。仔细想想
“他刚来摆摊那会儿，”李大姐压低声音说，“整夜整夜不睡觉，就坐在炉子前发呆。有次油锅烧干了都不知道，差点把摊子都烧了。”
老陈从不提这些。他只是在炸油条时格外认真，每一根都要炸到恰到好处的酥脆。他说油条这东西，火候差一点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就像人生，他说，过一分太苦，少一分没劲。
高考前最后一天去他摊上，老陈多给了我一根油条。“讨个吉利，”他说，“油条像‘100’分。”我看着他被油烟熏得发黄的手指，突然问：“陈叔，你以后打算一直摆摊吗？”
这事吧
老陈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眼角皱纹像被揉皱的纸。“不然呢？”他说，“这摊子还得摆下去。总得有人在天亮前把油条炸好，对吧？”
后来我去了外地上大学，寒暑假回来，老陈的摊子还在。炉子换了新的，三轮车重新刷了漆，但油条的味道没变。今年春节回去，发现摊子前多了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供应豆浆、油条、豆腐脑，新增：茶叶蛋。”
李大姐还在那里吃早饭，头发白了不少。“老陈去年冬天病了场，”她告诉我，“住院半个月，摊子停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好多学生家长打电话问，说孩子吃不到陈叔的油条，上学都没精神。”
老陈在一旁听着，没说话，只是把炸好的油条捞起来沥油。油滴落回锅里，溅起细小的油花。晨光从巷口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前几天我早起赶火车，又去了趟他的摊子。凌晨四点的城市还在沉睡，只有老陈的油锅醒着。他看见我，点点头，还是那句话：“老规矩？”
“老规矩。”
想当年油条下锅时，那声“滋啦”和五年前一模一样。我忽然想起汶川那年，我在救援队里见过一个老厨师，地震后第三天就在废墟边支起大锅，给救援队和灾民做饭。他说：“天塌了也得吃饭，吃了饭才有力气扛。”
老陈应该不认识那个厨师，但我觉得他们懂的是同一个道理——有些事不需要多么伟大的理由，只是因为该做，就一天天做下去了。就像天亮前总要有人炸油条，就像春天每年都会来，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
我的火车是六点的，走的时候老陈的摊子前已经排起了队。学生们穿着校服，睡眼惺忪地等着属于自己那份金黄酥脆的早晨。老陈站在油锅后，身影在蒸汽里有些模糊，但手上的动作依然稳当，一扯，一拉，一放，油花欢快地溅起来。
巷子外的梧桐树正在抽新芽，这是老陈油条摊的第五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