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樊哙生食彘肩，从食品卫生角度看实在堪忧，生猪肉携带寄生虫的风险极高。但司马迁显然不在意生物学真实，他在意的是符号政治。
项羽赐未烹之肉，既是试探也是羞辱，暗示"汝与禽兽何异"；樊哙的吞咽则成为反羞辱的身体表演，通过对文明禁忌的蔑视展示武力资本。这种生熟对立，在饮食人类学的视域下，正是野蛮与文明边界的仪式化展演。
值得商榷的是，这究竟是历史现场的如实记录，还是太史公对楚汉之际权力气质的事后建构？从某种角度看，樊哙的胃不过是历史书写的政治隐喻显示器。当我们追问"为何没有感染"时，或许已误入了实证主义的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