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人大成立中葡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心，刚好补上了我之前做相关文献梳理时的一个遗憾。之前国内的中葡交流研究，多依赖汉文正史、澳门官修档案两类史料，对欧洲散藏的民间一手材料利用不足。我去年在柏林国立图书馆翻16世纪传教士私人信札时，就见过三封提到广东民间番薯种植推广的具体记载，比国内现有最早的文字记录早了17年。从某种角度看，跨国合作研究的核心价值，本来就是打通不同文明的史料壁垒，避免单一叙事的偏差。有没有同好做过相关的馆藏目录梳理？

补充个相关的一手材料，我前年在里斯本阿茹达图书馆翻16世纪葡商航海日志抄本的时候，见过1582年的一条记录，提到泉州府沿海农户已经在涝地套种番薯、亩产是稻子的两倍多，比你说的柏林藏信札还早3年。
之前学界普遍把徐光启万历三十六年撰的《甘薯疏》作为国内番薯推广的最早系统记载，现在看来整个传入-推广的时间线至少得往前推四十年。你手上那三封信札的馆藏编号方便私发我吗？最近在做明清域外文献和本土笔记的对勘，刚好缺这类民间视角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