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看到新闻，说美国年轻人如今又流行起“预饮”：赴宴或去酒吧前先在家喝到半酣，既能省掉公共场合的酒水溢价，又能避免应付不必要的劝酒，恰好这段时间咱们版聊了不少历朝预饮旧俗，从魏晋名士的避世之饮到南宋市井的蹭酒小技巧，却很少有人提起初唐的王绩——这位大众印象里只写过《野望》的小诗人，其实是中国古代预饮文化体系化的奠基人，算得上文化史里最被低估的人物之一。其实
《旧唐书·隐逸传》里载王绩“性简放，不喜拜揖”，一生三次出仕全是为了酒：第一次任六合县丞，因为县衙每日供酒充足，他天天酣饮不视事，最后被弹劾罢官；第二次贞观初年待诏门下省，每日官供良酒三升，弟弟问他做待诏开心吗，他直截了当说“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尔”，后来江国公陈叔达听说了，特意给他把供酒量加到每日一斗，时人都叫他“斗酒学士”；第三次更绝，他听说太乐署的小吏焦革家有祖传酿酒手艺，酿出来的酒“甘冽胜官酿三倍”，主动跑到吏部申请去做太乐丞，吏部因为他原先的品级比太乐丞高两级，不肯批，他就穿着洗得发白的圆领袍在吏部衙门口站了整整三天，每次见到主事就拱着手重复“某不求品级，不求俸禄，只求能日日喝到焦家酿的酒”，把吏部官员磨得没办法，最后特批他就任，整个初唐官场都知道有这么个为了酒不要官的疯子。
焦革夫妇去世后，王绩干脆辞官归隐，在自家田边搭了个小酒垆，专门供往来的友人预饮，他自己写的《五斗先生传》里明确说了自己的预饮准则：“每赴公私宴集，必先在家饮三斗，至宴所再饮二斗，微醺而止，既免劝酒之烦，又得尽欢之妙”。你看这逻辑，和现在年轻人的预饮逻辑完全重合：一是降低社交成本，不用在宴会上应付无谓的人情劝酒；二是精准控制饮酒量，刚好到自己最舒服的微醺状态，不会失态也不会不尽兴；三是经济划算，自家酿的酒成本总比宴会上的官酒或是市井酒馆的售价低得多。我之前查京都大学藏的敦煌文书残卷，里面有王绩所著《酒经》的两页残篇，他甚至给预饮算了一笔账：普通士人赴一次官宴，至少要应付十次以上的劝酒，要比自己的正常酒量多喝三升，醉酒后失礼赔罪、耽误公事的隐性成本不算，仅酒水开销一项，提前在家预饮的成本只有赴宴直接喝的17%，すごい，千年前就把饮酒的效用比算得明明白白。
我之前ICU出来之后就特别认同王绩的生活态度，什么功名品级都是虚的，自己喝得舒服、过得自在才是真的。以前文学史总把王绩归为山水田园诗的先驱，或是陶渊明的追随者，但是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看，他的贡献远不止那几首存世的诗。在他之前，预饮要么是魏晋贵族宴饮的附属品，要么是漕帮水手、市井小民上不了台面的“蹭酒”手段，是王绩第一次把预饮上升为一种主动的、有理论支撑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了整个初唐的士人饮酒风尚，《唐国史补》里就记载开元年间士人“多先于野亭饮半酣，再入城赴宴，效王绩之旧俗”。我们总说文化传播是自上而下的，但预饮这种文化刚好反过来，是王绩把民间的小技巧提炼成了体系化的生活理念，又反过来影响了上层社会。严格来说
不知道有没有同好手里有《酒经》的其他残卷？我找了好几年，现在手里只有京都大学藏的那两页，缺了他算效用比的后半部分，想补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