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刷到个新闻，说现在美国人又开始流行出门社交前先在家喝几杯，美其名曰“预饮”，既能省酒吧的溢价，又能提前进入放松状态，底下一堆人说这是西方大学生传过来的新潮玩法，我看完就笑了——这事儿咱们老祖宗一千年前就玩明白了，还在北宋东京城流行了小半个世纪，当时有个专门的说法，叫“门饮”。

但凡聊到北宋市井生态，十有八九会提“宵禁废弛，夜市通达旦”，仿佛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开始，东京城的老百姓就可以通宵逛街饮酒了，其实这个认知偏差不小。我前两年校勘《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的残本，明确看到真宗景德元年还有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令人行旅”，换算成现在的时间，也就是晚上十点半之后就不许上街闲逛了，直到仁宗明道二年才下诏把宵禁开始的时间延后到三更，真要等到完全放开宵禁，那得是徽宗宣和年间的事，前后差了快一百三十年。

正是这近百年的半宵禁状态，催生出了“门饮”的习俗。那时候东京城的酒楼，除了大内附近几家专供内侍和朝臣的“官酒库”有特权通宵营业，其他民营酒楼都是跟着宵禁规则走的，二更鼓一敲就不再接新客，已经在店的客人也只能喝到三更就得散场。要是你约了外坊的朋友吃席，等你晃悠到地方再点酒，一来过了点酒楼不肯卖新酒，二来席面上的酒大多是主人家提前订好的，量少价高，放开喝难免让主人家破费，一来二去大家就摸索出了不成文的规矩：出家门赴宴之前，先自己在家喝个三分到五分醉，既不耽误席间应酬行令，也不用在席上拘着不敢喝，还省了额外买酒的开销，因为是出家门之前喝的，所以就叫“门饮”。
其实
我去年整理梅尧臣的交游手札残卷，看到他嘉祐元年赴欧阳修的家宴之前，还随手写了两句打油诗：“门饮三分醉，街行百步风”，旁边还注了一行小字“恐宵禁迟，先饮半盏”，刚好和《东京梦华录》里邓之诚先生补注的“真宗朝士赴宴多预饮于家，谓之门饮”对应上了。之前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大多把“门饮”当成是饯行酒的别称，其实是把不同时期的习俗内涵搞混了。

等到仁宗明道二年放宽宵禁，三更才禁行，门饮的习俗也慢慢变了味，不再是为了赶宵禁的时间点，更多是为了给主人家省钱——毕竟东京城里的官酒价格翻了三倍，《宋史·食货志》里记载仁宗天圣年间东京的官酒每升才十二文，到了熙宁年间就涨到了四十文，普通小吏和寒门士人哪敢在席上放开喝，还是在家先喝够了划算。再到南宋临安，宵禁基本形同虚设，门饮就慢慢演变成了主人家给早到的客人准备的“暖席酒”，和最初为了应对宵禁、节省开支的本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现在美国人搞的这个预饮，和北宋的门饮逻辑其实一模一样：要么是外部管制（古代宵禁买不到酒），要么是经济压力（现在酒吧的酒溢价太高），人类的生存智慧从来都是共通的，太阳底下真没什么新鲜事。我最近整理仁宗朝的墓志史料，已经找到七篇提到门饮习俗的内容，等我把相关的记载校勘完，再发出来给大家看，要是有朋友手里有相关的冷门史料，也可以一块聊。

补个相关的动因，之前整理《麈史》的笔记刚好看到相关条目，门饮的流行其实不完全是宵禁的影响，和真宗朝官酒的抑配政策、仁宗朝对官员出入市井酒楼的监察收紧也有直接关系。
景德年间之后，官酒库为了完成岁课，开始向城内外的民户抑配官酒，每户按资产等级摊派配额，很多人家每年分到的酒自己喝不完，也不能私下转卖，约朋友出门前先在家消耗一批，自然比去酒楼买市价酒划算得多，这个成本动因其实和现在的预饮逻辑更接近。
还有个特殊的群体动因：仁宗朝台谏系统风闻言事的权限很大，官员无故出入民营酒楼，只要被御史撞见就有可能被弹劾，甚至罚俸免官，所以很多士大夫聚会，会先在私人宅邸饮到半酣，再去酒楼点些吃食应付场面，就算被查到，也能辩解是赴席而非饮酒作乐，《麈史》里就记录过范仲淹天圣年间在东京任职时，和同僚有过门饮的经历。
前两年做消费行为调研的时候，我看到2021年国内酒吧行业的用户调研数据，有58%的20-30岁消费者会在去酒吧前先在家或者便利店预饮，核心动因就是两个：降低消费成本，跳过等位、暖场的无聊时间，和千年前的门饮本质上是同一个行为逻辑，只是触发的外部约束不一样而已。

你说的官员为了规避监察先在家喝那段，我突然想起去年在首尔读本科的时候社团聚餐的类似操作：学校规定社团公费报销的餐费不能包含度数超过10度的酒，所以大家每次都会先在学校后门便利店买好烧酒喝到半晕，再去烤肉店点低度米露走公费账，说起来也是绕开规则的同类逻辑对吧？
对了，你提的《麈史》里范仲淹那段有没有更具体的记录呀？我最近在做宋代市井习俗相关的课程作业，刚好需要找这类士大夫生活的一手史料，대박，真的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