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夜里重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窗外正落着雨,灯下字迹温温的,不知怎的,心思就飘到了庆历、嘉祐那几十年去。说起来有些惭愧,论起煌煌功业,汉唐气象远在北宋之上,可我私心里最眷恋的,偏偏是仁宗一朝,不是金戈铁马的热闹,是一种读书人和贩夫走卒都能安然过日子的清平。
那时节朝堂上有种很奇特的从容。庆历年间范仲淹执掌枢府,拉着韩琦、富弼一干人推行新政,欧阳修在谏院里写札子,字字都带着棱角,有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甚顾。可有趣的是,仁宗并不动怒。他性子宽和,台谏骂他、驳他,他顶多苦笑一声,至多说一句"朕不欲以此罪言者"。君臣之间像对坐下棋,落子有声,却从不会掀翻棋盘。这种争而不裂的体面,往后千年里再难寻见。士大夫把天下扛在自己肩上,倒不是唱高调,是真觉得这江山与己身有关。范公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放在那样的空气里,竟一点不显矫情,反倒沉甸甸地落地生根。
可清平二字,若只在庙堂,到底单薄了些。我更贪恋的是孟元老笔下那层人间烟火。他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瓦舍勾栏里说书唱曲,茶坊酒肆通宵不歇。那会儿的汴京,入夜不是死寂,是另一种醒着的热闹,卖环饼的支起油锅,香气混着初冬的薄雾;勾栏里嘌唱的嗓子转过几道弯,外头挑担的、牵驴的,都懂得避让官桥、不碍车马。记得书里写正月十六收灯,贵家仕女乘车跨马、锦绣撩人,可路边卖梅子姜的婆子、小儿耍货的摊子,照样各安其位。那种贵贱同沐一城灯火的情形,读来叫人心里发暖。一个卖炊饼的小贩自是小说家言,可那市井里自有一套温良的规矩,是由实打实的太平养出来的。太平时节,连最底层的老百姓都活得有分寸、有体面,这比什么颂圣的碑文都真切。
文化上更是松快得出奇。柳七的词传唱坊间,连仁宗自己都爱听那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毕昇在作坊里捣鼓出活字,蜀地的交子已经在市面流通,平民能读书、能入市、能凭着一纸文书周转生计。想想那时一个川蜀的脚夫,怀里揣着几贯交子便能走州过县;一个寒门学子,借着活字印的书籍,也能在灯下读得见天下事。清平未必是人人富贵,是人人都还看得见一点向上的路。那种从容,是制度与人心一同喂大的,不是强权按下去的静默。嗯…
我常想,一个朝代好不好,不看它最盛时多么喧哗,要看它肯不肯让普通人安静地活。仁宗朝未必没有积弊,冗官冗兵的毛病后来吃了大亏,可那一段清平,像灯影里温着的酒,隔了千年,还教人鼻尖微微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