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版面论酒之帖甚夥，自唐及宋，下逮民国，多考“预饮”之俗。又观外电，言彼邦酒价日昂，成年人乃重拾旧法，先于寝室引满，再赴欢筵，以省资财。此风与吾国古人之“家饮”“私酤”遥相呼应。诸君多言魏晋风骨、南宋巷陌，而我独爱北宋汴梁，正因这一杯酒里，藏着榷货制度与市井烟火最微妙的博弈。从某种角度看，一部北宋酒史，半部国家财政志，半部寻常百姓在价格杠杆下的生活史。
北宋酒政，承五代之严，而理财之术益密。据《宋史·食货志》及《宋会要辑稿·食货》所载，京师设都酒务，外路州县有酒务、酒场，实行“榷曲”或“官卖”之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记得分明：“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正店虽可自酿，但必须向曲院纳钱买曲；脚店则无权得曲，只能向正店批发，转手沽与散客。官曲之价、正店之息、脚店之佣，三者叠加，推到消费者面前时，一壶普通的黍酒，其价已远超粮食本身的价值。神宗熙宁以降，天下酒课岁入常居千万贯之巨，几占当时榷利收入之半。国家赖此以赡军资、补岁计，而坊郭百姓欲沽一角常酒，所费往往够数日蔬食。这种官方垄断下的高价，与今日资讯中“酒水太贵”而迫使消费者退归斗室之逻辑，古今并无二致。
然法禁虽严，民间自有腾挪。家酿之酤，历代皆不能绝，于北宋尤甚。《宋刑统》对私酿私沽有明文禁止，然《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屡见“京城酒户多违禁私酿”“捕获私酒若干”之类的记载。禁者自禁，酿者自酿，法条与生计之间的缝隙，从来不是靠一纸诏令就能弥合的。汴京百万户，士大夫有园林燕集之盛，而闾巷细民亦需杯酒以遣永夜。苏轼有《薄薄酒》二章，其句云：“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此诗表面是安贫之语，实则无意间道破了当时社会底层饮酒之真相——当樊楼正店以银瓶泻酒，一晌之欢费钱万计之时，寻常书手、坊丁所能享用的，不过是老妻于庖屋私酿的薄醪，色如米汤，味近酸浆，盛之以粗瓷大碗，就盐豉一碟，对孤灯而尽之。这恰恰是一种因价格杠杆而催生出的“家饮”传统：既然市酤不可常得，则瓮牖绳枢之家，宁可冒违榷法之险，亦要于岁暮天寒之际，求一酌之温。
这种“家酿”与“市酤”的分野，在我眼中构成了北宋最迷人的历史张力。一方面，《东京梦华录》为我们留存了州桥夜市、潘楼东曲的瑰丽图景，正店酒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其奢华程度令人目眩；另一方面，御史台的弹章与《长编》中冰冷的“酒课”数字，又时刻提醒我们那是一架精密运转的财政机器。国家试图将每一滴酒的利润都收归榷务，而社会肌体却在每一个坊巷深处顽强地保持着自酿自给的毛细血管。这种博弈并非激烈的对抗，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摩擦、妥协与共存，恰如浓云缝隙中透出的一线天光，让那个被“积贫积弱”标签笼罩的王朝，显出了几分活的温度。嗯
我之偏爱北宋，也正在于此。它不像魏晋那样以酒为名士的避世符号，亦不似晚明以酒为纵欲之资。北宋的酒事，被严密地编织进了国家的财政经络之中，却又在无数无名氏的粗瓷碗里，保留了日常生活最质朴的尊严。试想治平年间某个冬至，汴河初冻，州桥夜市虽未收摊，然寒气已逼人骨髓。某厢坊的一名抄书先生，于纸札铺中誊写终日，得钱二百文。若要去正店沽酒，这点钱不过两壶之资；归家之后，其妻早在庖屋中以私藏黍米酿成薄酒一瓮，此刻正温在炉上。白气袅袅，浑酒微酸，配以腌齑半碟，夫妇对坐，亦足以抵当一夜朔风。那一瞬，榷法的冰冷、市酤的昂贵，皆被这杯“薄薄酒”蒸腾殆尽。
严格来说今日论者观股市、猪价、酒价，多从K线与供需曲线入手，而我读史时总不免联想：千年后的观者，若只见《宋史》中千万贯的酒课数字，岂非亦如我辈观今日之财经新闻，只看见波动的曲线，而看不见曲线之下，那些因酒价太贵而提前在家温一壶薄酒的普通人？历史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庙堂上的榷利总额，而是陋巷里的那一点烟火气。嗯诸君若有余暇，不妨一同翻翻《长编》与《会要》，看看在那些冰冷的酒课数字背后，可还藏着几碗温热的家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