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这种平时爱听hip-hop、半夜还在街口撸串的人，心里最软的一块地方，偏偏留给公元十一世纪那座叫汴京的城市。尤其是仁宗朝那四十来年。
我常琢磨，中国历史上盛世不少，汉唐气象恢弘，康乾版图辽阔，可真正叫我眷恋的，反而是仁宗这朝。它不靠开疆拓土的喧哗立威，靠的是一种"不任性的权力"——皇上把自己收着，士大夫才放得开。
仁宗这人在史书里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简单说他不像汉武帝北击匈奴，也不像唐太宗马上得天下。可你翻翻那几十年的事：范仲淹在朝堂上跟皇帝争得面红耳赤，欧阳修写奏折直指宰相，苏轼年轻时一篇策论把治国利弊说得毫不留情——换个别的朝代，这几位的脑袋早搬家了，在仁宗朝却一个个活得挺好，还能写诗、喝酒、互相唱和。这不全是皇上脾气好，而是一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皇权肯克制，言路就开；言路一开，人才便像春草一样往外冒。
再说那座城。我每次看《清明上河图》都走神，不是叹画工细，是看那些人——桥头卖药的，河边卸粮的，茶坊里翘腿听书的。宋朝把唐代的坊市制拆了，夜禁也松了，买卖从天亮做到三更。后来孟元老写《东京梦华录》，记的不是宫殿巍峨，是"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烟火。一座世界第一都会的繁华，不在皇城，在庶民手里。一个普通人能在深夜灯下安稳吃碗羹汤，放在从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最叫我心动的，还是那股从容。重文轻武不是软，是文明到了火候，才有底气把刀枪搁一边，去琢磨词怎么填、茶怎么点、活字怎么排。瓦舍勾栏里唱的俚曲，和士大夫案头的宋词，竟共生在同一片天底下。雅的不端着，俗的不贱，这种雅俗之间的松弛，是中国后来很少再有的气质。
其实
我有时想，一个时代好不好，不看它打了多少胜仗，看它容不容得下一个普通人，安安稳稳过自己的小日子。仁宗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皇权懂得低头，文明才抬得起头。千年过去，汴水早枯了，可那片灯深人静的夜里，仿佛总还亮着一盏，照着我对那个朝代，说不出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