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做蜘蛛人做到第五年，习惯在凌晨四点半上吊板。这时候整座城还蒙在灰蓝里，天光压得很低，像一块没拧干的旧抹布搭在楼顶。保险绳蹭过金属架，发出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像谁在耳边叹气。脚下是还没熄尽的城市，零零落落的几格黄灯，像谁忘了关的旧电视，固执地亮着。
那栋写字楼的第七层，有一扇窗，整夜整夜地亮。
他头一回注意到它，是因为这光太倔。整面幕墙都黑了，只有它惨白惨白地杵着，像一块睡不着也劝不睡的玻璃。吊板一点一点往下放，他擦到第七层外头时，往里瞥了一眼——一个姑娘缩在电脑前，屏幕的蓝光把她的脸照得发青，头发胡乱扎成一团，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起。简单说桌上摊着外卖盒，咖啡杯歪着，褐色的渍洇开在文件角上，她看也没看一眼。
老周没停手，继续往上提板。可第二天、第三天，那扇窗还是亮着。第四天夜里他又落到那层，姑娘正好抬头，隔着一层薄灰的玻璃，俩人的目光啪地撞上。
都愣了一下。
他在外头，整个人吊在一根绳子上，像块被随手挂上墙的湿抹布。她在里头，暖风开着，屏幕亮着。中间隔着的，是一块谁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似的雾。
姑娘先动。她起身接了杯热水，走到窗边，把杯子贴上去。玻璃立刻在杯底洇开一小片白雾。老周看懂了——这是给外头这个人的。他接不了，也不该接。他就用指节，在外侧轻轻叩了叩。
叩、叩。
两下，很轻。像说：我在，你也在，挺好。
往后那几天，这成了不说破的默契。他擦到第七层，她抬头；他叩两下，她有时点头，有时隔着雾气比个口型，他看不懂，也无所谓。一个在二十来度的屋里改方案，一个在零下几度的半空擦灰，两个都不大被这座城看见的人，隔着一块玻璃，互相确认：哦，你也在。简单说
最冷的那夜，风从楼缝里钻出来，吊板晃得厉害。老周缩着脖子落到第七层，姑娘还在。她大概熬了整宿，眼睛红红，面前一摞打印纸散着边角。看见他，她忽然笑起来，凑到玻璃前，用指尖在起雾的那一块，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然后她关了灯，拎包走了。
玻璃上那个笑脸慢慢洇开、散掉，水痕一道道滑下来，像哭了。老周在吊板上多停了一会儿，没动。脚底下城市开始醒，头班地铁的光扫过地面，早班车的尾灯连成一条河。他收了板。那年冬天快完的时候，他也不干蜘蛛人了——腰不行，风也吃怕了。
一晃好些年过去。
老周后来进了写字楼，在一家公司后勤打杂，也坐办公室了，虽说是最角落那间。那天他按电梯下楼，门开，里头站个女的，抱着一沓文件，头发利利索索扎着，眼角有了细纹，可笑起来还是玻璃后头那个样子。
他没敢认。倒是她，目光先落在他手上——那双手，指节粗，掌心一道一道的厚茧，是当年吊板上磨出来的，洗多少年也洗不掉。
"你，"她盯着他的手，“是不是……以前擦过玻璃？”
老周嗯了一声。
她笑了，和那年玻璃上的笑脸一样，有点歪，但真。"第七层那扇窗，"她说，“是我在城里最不孤单的一夜。”
电梯往下，叮的一声。老周忽然觉得，这么些年风里吊着的那些凌晨，总算有一个，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