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一来，老街口那盏昏黄的路灯下，又会支起那张矮木桌。桌角压着一块被磨得发亮的青石，石上立着几枚细针、一团棉线、一小瓶胶水，还有几卷备用的竹骨。老周在这里补了四十年伞。街坊都信他，说雨再大，落到他手里也能稳稳收住。

说实话我打小就爱蹲在桌边看。他补伞有一股慢劲，先把破处一点点抚平，像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再挑开旧线，换上新骨，针脚走得又细又密。雨丝落在他灰布衫上，洇出一片片深色的云。那时候整条街的人都来，红伞、蓝伞、印着碎花的旧伞，排成一溜，像是赴一场不必言语的约。

入夏后的一个午后，一个姑娘抱着一把褪了色的油纸伞找上门。伞是她母亲留下的，边角叫虫蛀了好几个洞，竹骨也有两根松了。她低声说，母亲走的那年伞就坏了，一直没舍得丢，想着今年梅雨前能修好，权当留个念想。老周接过去，手指在伞骨上停了很久，久得我以为他睡着了。后来他才慢慢讲起，当年他和老伴也是在这样一个梅雨天里相识的——她撑着一把漏雨的油纸伞，孤零零站在桥头等末班车，他把自己那把塞给她，自己淋着雨走回了家。那把伞，后来成了他们成亲时的陪嫁，跟着他俩过了几十年，直到老伴也像一场雨似的，说停就停了。

那几日他修得格外用心。他给虫蛀处补上同色的绢，把松了的竹骨一根根校直，最后撑开伞，对着天光看了看，像是和谁无声地告了个别。可等伞修好、姑娘再来取时，老街口的木桌却不见了。青石还在原地，落了一层薄灰，像谁忽然收走了满街的私语。有人说他搬去和儿女住了，也有人说，他不过是累了，想把剩下的雨，自己一个人慢慢走完。

雨又落下来，街角空荡荡的。那把修好的油纸伞，大约被姑娘收进了柜子深处；而老周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把伞，是这片他缝补了半生的梅雨，从此只收在记忆里，再没有人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