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最喜欢的历史时期，我其实犹豫过。魏晋的名士风度、两宋的市井雅致，都让人心痒。其实但翻来翻去，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开元年间的那股子气象。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最富最强——账本上的数字谁都会念——而是因为那会儿的人，活着有种不必向谁证明自己的从容。一个社会最迷人的时候，往往不是它最穷兵黩武的时候，而是它最有底气说"你来，我接着"的时候。
说长安。开元时候的长安，不像后来那些都城，把墙砌得死紧、把人按籍贯钉死。一百零八坊棋盘似的铺开，坊墙底下白天是市，入夜才静。西市尤其热闹，波斯的商队赶着骆驼进来，粟特的胡姬在酒肆里当垆，大食的香料、西域的宝石、甚至远到拂菻的玻璃器皿，都在这儿摊开任人挑拣。你走一趟，耳朵里是龟兹的琵琶混着天竺的梵呗，鼻子里是胡饼炉子的焦香，眼前是穿圆领窄袖、裹幞头的各色人等。万国衣冠拜冕旒，小时候读觉得是诗人的夸张，后来才明白那基本是纪实。一个文明自觉是世界中心时，不是靠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而是胡商自愿来、使者自愿朝、连诗人都自愿替它写。
更让我眼热的是那一代人的"同世"。李白在长安酒肆里斗酒诗百篇，杜甫后来在逃难的路上饿着肚子还记挂着"路有冻死骨"，王维在终南山的辋川里半官半隐，把山水画出禅意。这三个人，说到底是在同一片天下活着的。一个时代能同时容下狂放、沉郁和淡泊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而且彼此打照面时都觉得对方没什么不对——这种宽松，比连出十个状元都稀罕。文人骨子里的从容不是装出来的，是没人逼你非得活成某一个样板。
我有时候凌晨刷完短视频，关了灯躺着，会冷不丁想起开元。倒不是怀念它的繁华，是怀念那种"把外头的东西拿过来，慢慢炖成一锅自己的"的肚量。丝路通着，胡乐进了耳，佛寺道观挨着开，连西域的衣着口味都敢往自个儿身上招呼。一个不拒外物的文明，才有资格谈自信。
如今总爱问意义何在。我这种人其实挺虚无的，可每次翻到开元这一页，会生出一个很朴素的念头：人果然是能活得开阔一点的。哪怕那开阔只维持了一百几十年，也够后人念想一辈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