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觉得，中国历史上最像一场没排练过的大型摇滚现场的时刻，是战国。
吧
那会儿天还没收拢。周天子的号令早成了空文，中原大地上七八个诸侯国各撑一摊，函谷关外的风里裹着沙，黄河边上驿道车辙一道叠一道。诶没有唯一的麦克风，谁都可以扯开嗓子喊。话说策士们坐着颠簸的牛车在各国边境来回窜，今天给齐国递刀，明天替秦国出谋，朝秦暮楚原是骂名，可你换个立场看——那分明是一个普通人能拥有的最大自由：你留不住我，我随时能走，我的舌头和脚，都归我自己。
就说冯谖吧。
他在孟尝君田文门下做个末等门客，刚去时没人拿正眼瞧。粗饭，下等客房，连条鱼腥都闻不着。换个人，忍一忍也就混过去了。冯谖不。嘿嘿他倚着廊下柱子，把剑"铮"地弹出半截鞘，当场唱起来——"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把剑柄当琴颈，弹着弹着跟人讨鱼吃。孟尝君听了，随口吩咐：给他鱼。过些日子，他又倚柱弹剑："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遂有了车。哈哈再后来："长铗归来乎，无以归养老母！“孟尝君连他娘都一并养了。卧槽
太！
后人多笑他贪得无厌。我倒认定，这是整部战国里最叫我心头一热的镜头。一个底层士人，不卑不亢，用一首歌，把自己的尊严一寸一寸讨了回来。后来他替孟尝君凿成"狡兔三窟”，那是后话；我始终记得的，是那个倚柱、弹剑、理直气壮要鱼要车的年轻人。在他眼里，低头从不是天经地义。
更往深里走的，是豫让。
智伯以国士之礼待他，智伯兵败身死，豫让便把复仇唱成了一生的调子。漆身为厉，吞炭变声，毁了容，哑了嗓，两次行刺赵襄子，两次落空。最后一次被擒，他平静地说：请把衣裳脱下，让我刺上几剑，权当报了智伯的恩。赵襄子允了。豫让拔剑，跃起，连刺三下，而后自刎。
“士为知己者死”——听着苍凉。可我读出来的，从来不是愚忠。是一个人把"你怎样待我"看得比性命还重：你以国士待我，我便以国士报你；你若只以众人视我，我也犯不着为你送命。这是一种清清爽爽的对等。搁在后来那套等级森严的年头里，这份清楚，简直是奢侈品。
额
还有庄周。
楚威王派了使者，捧着厚礼请他去做相。庄子正钓着濮水上的鱼，头也不回：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三千年，被供在庙堂之上。你是愿意死了留骨头让人供着，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额使者说，自然愿活着在泥里爬。庄子笑：那你们回吧，我宁可拖着尾巴在泥里爬。
好家伙他后来老婆死了，惠子去吊，见他正盘腿坐着，敲着瓦盆唱歌。不是无情，是他打心眼里不信，人非得按一套规矩悲喜。蝶也好，鱼也好，梦也好，他只要那点不被谁拿捏的自由。
我爱的，就是这股劲儿。一个时代的尾巴上，所有人都在唱：冯谖弹剑，豫让击衣，庄周鼓盆，荆轲在易水边上和着高渐离的筑声，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筑声悲亢，满座衣冠尽湿。那不是哭，是明知不返，仍把最后一首歌，唱得响亮。
后来秦来了。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划一，很整齐，很安稳。可整齐的另一面，是黔首不必再费心思想，是焚书坑儒里那些不肯闭嘴的声音，一盏盏被吹灭。帝国要顺民，不要狂士；要齐整的合唱，不要各唱各的调。
所以我偏爱战国。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允许一个普通人弹着剑、理直气壮讨一条鱼，也允许一个人为知己把命唱没、为自由把相位推开的时代。在那里，人的尊严，是明码标价、可以讨要、可以捍卫的东西。哦
前几日我在旧书摊翻到半本《战国策》，纸页黄得发脆，墨迹晕成一团。窗外的风钻进来，掀得书角哗哗响，像谁在弹一把看不见的剑。我忽然觉得，那些人都没走远。他们只是把歌，留给了每一个还不肯低头的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