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翻《旧五代史》，看到冯道传，忽而想起小时候听人讲“不忠不孝”的旧故事，名单里总有他。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给他安了个“无廉耻”的论赞；司马光在《通鉴》里更是声色俱厉，说他历事四朝、相十帝，是士大夫失节之尤。千年以来，读书人提起冯道，大抵要撇一撇嘴。
可我越大越觉得，这里面有桩说不清的冤案。
五代那五十三年，中原换了五朝八姓，皇帝像走马灯。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这一生从燕王刘守光的幕僚起，到后周显德元年死在相位上，前后侍奉过十个皇帝。放在讲究“忠臣不事二主”的史笔里，这确实是洗不掉的污点。可那是个时人常叹“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世道。昨日还是君，今朝已成鬼；城头变幻的王旗底下，活着的百姓要交粮、要纳赋、要被拉去填战壕。冯道能做的，不过是在每一任皇帝跟前，尽量把刀刃往外偏一偏。
最叫我动容的，是他在唐明宗朝的一桩事。那年五谷不丰，明宗忧心农事，冯道便进了一首诗，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说陛下当以此知民间苦。一个宰相，不献祥瑞，不歌功德，偏在丰年筹歉年之忧，这心思放在哪朝哪代都算难得。他居相位二十余年，旧史称其“持重镇俗”，自家却“不营产业”，死时家无余财。这等清苦，与后世骂他无耻，对照着看，多少有些滑稽。
而真正叫他“不朽”的，是另一桩慢工。长兴三年，他奏请依长安石经文字，雕版刻印儒家九经。那年月兵火连年，卷帙多毁，典籍眼看着就要断在刀兵里。冯道拉上李愚、田敏一班人，校字、刻板、印行，这一干便是二十多年，直到他死前两年才竣工。你想想那间作坊：梨木的版子一刀一刀刻出来，墨色一层一层刷上去，一个最不像“盛世”的朝廷，竟办成了中国历史上头一遭由官方主持的大印书。若无这几百块梨木版子续着薪火，经籍的脉络要在乱世里暗多少——我们今天翻得到的许多古书源流，竟是一个“贰臣”给接上的。
仔细想想
契丹灭晋那回，耶律德光问他：“你为何来见我？”他说：“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这话听着像谄媚。可《通鉴》自己也记着，冯道在契丹帐中委曲周旋，中原士民因此少受了些屠戮。以一身之谤，换万民之全，这种“卑”里的“勇”，恰恰是传统史笔最不会写、也最不愿写的英雄主义。
我常想，一个人被同时代的人误解，尚且有口辩白；被后世的史官一笔笔涂改，那才是真正的长夜。冯道在《长乐老自叙》里老老实实列了自己做过的官、得的封赏，后人笑他恬不知耻。可我读那篇自叙，读出的倒是一个老人对乱世的疲惫——他没夸自己，只是把这一生像账本一样摊开：你看，我无非是活下来了，还顺手护住了一点东西。
史书爱写烈火，写断头，写“慷慨成仁”四个字。可五代的暗河里，真正托住文明的，未必是那些被铭记的忠臣，而可能是一个肯低头、肯刻书、肯在刀下讨活路的老人。长乐老那盏残灯早就熄了，可它照过的那些字，还在一页一页，传到我们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