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这间铺子，开在城中村最里头，夹在两栋握手楼中间，白天也得点灯。仔细想想他今年五十九，独身，修鞋修了三十五年，手上那层茧比鞋底还厚。
来他这儿的人，多半不是来修鞋的，是来跟旧物告别的。一双穿了十年的解放鞋，鞋底磨穿了，主人说扔了舍不得，修又修不好，那就搁老周这儿吧，横竖他什么破烂都收。老周也不嫌，接过手来端详半天，像摸着一个人的半辈子。他说自己只接一种活——修不好、也舍不得扔的。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
有一说一
村子贴出拆迁公告那天，整条街像被抽了脊梁。有人连夜用三轮把家当拉走，有人对着墙上的红纸拍桌子骂娘。老周没动。铺子就是他的家：货架当床，窗台当饭桌，墙上那只帆布工具袋里，锥子、麻线、鞋钉，是他从二十岁攒到现在的全部家当。
唯独窗台最里头，摆着一只透明鞋盒，里头一只小红皮鞋，左脚的。
这鞋在老周窗台上摆了三年。
三年前那个初夏的傍晚，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冒雨跑进来，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她把那只红皮鞋轻轻放在台上，说孩子另一只跑丢了，这只剩的先帮着修修后跟，"下周来取，一定来取。"老周记得她说话时一直攥着孩子的小手，指节发白，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可下周没有来。下个月没有来。整整三年，那张脸再没出现过。
老周把这鞋供在窗台，逢人就问：你见过这鞋的主家不？卖早点的阿婆摇头，收废品的老李摇头，连巷口那只总来蹭饭的橘猫都像听懂了似的，绕着鞋盒走。有人说，许是搬走了。有人说，许是不要了，这年头谁还惦记一只孩子的旧鞋。老周不答，只把鞋擦了又擦，摆正，像在等一个迟到了三年的客人。窗外的三角梅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鞋子红得一点没褪。
这村子穷，可夜里家家户户都还留着一盏灯。老周那盏，是专门给别人留的。
拆迁通知是某个清晨贴上的，红纸盖住了半扇门，墨字刺眼：本月底，全部清退。
那天傍晚，老周收了摊，擦灯罩的时候，瞥见鞋盒里多了一张纸条。不是他放的。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毛糙，铅笔字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
嗯…“鞋留下，人回来。”
老周捏着那张纸，在灯下看了很久。灯是那种老式白炽灯，照得纸上的字影微微发抖。窗外远处，钩机试了两车，声音闷闷的，像一头醒得太早、还不愿睁眼的兽。
他翻来覆去地想，这纸条谁放的？是那个女人，还是那个孩子？可这三年，从没见他们回来过半步。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周就起来了。他把工具一件件摆开：锥子磨亮，麻线穿好，鞋钉排成一列，像检阅一支等候出征的旧队伍。他还烧了一壶水，给那只红皮鞋腾了块干净地方，又从柜里翻出一块软布，把鞋盒擦得能照见人。
嗯…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谁。只是觉得，既然人家说了"人回来"，那总得把家伙事备齐，别让人家来了，连双像样的鞋都接不住。我觉得吧
巷子外头，第一辆搬家的三轮突突地发动了。老周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