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我在非洲的旱季里,见过一整片干裂的河床。
那年我刚从援建工地回来,背上的军绿帆布包还沾着撒哈拉的沙粒。我觉得吧夜里睡不着,就蹲在营地外数星星——不是为了看天象,是怕自己忘了故乡的夜空是什么颜色。
后来我回到东京,在涩谷的街角遇见一个老伯,坐在便利店门口用潮州话唱一首没人听过的歌。他嗓音沙哑,像被风刮过十年的木门,可那调子,却让我突然眼眶发热。
“这歌……你从哪学的?”我问。
他没抬头,只把手里那杯热豆浆往地上一放,说:“我娘教的。她说,潮人不会忘本,哪怕走再远,也得让舌头记得家乡的味。”
我愣住。
有一说一
那时我才明白,原来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是一根埋在血脉里的线。你走得越远,它就越疼。
我开始收集这些“快要消失的声音”。不是录音,而是写下来——用汉字,用拼音,用日文假名混着记。有时候在地铁上,听见有人用潮语骂一句“死啦”(意为“别闹了”),我就赶紧掏出小本子记下,生怕下一秒就听不见了。
前些日子,我在银座的旧书摊翻到一本泛黄的《潮音集》,扉页写着:“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落款是个陌生名字:黎田康子。
我查了资料,才发现她竟是湖北人,却偏偏用潮语唱歌,唱的还是祖母传下来的童谣。有人说她“异想天开”,可我听她唱《月娘照路》时,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那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在非洲看到满天星斗,忽然懂了什么叫“回家”。
我决定写点什么。
有一说一
于是有了这一组俳句,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谁懂,只是想留住那些正在消逝的瞬间:
写完最后一行,窗外的雨忽然停了。我抬头,看见对面楼顶的霓虹灯正闪烁,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
我忽然想起那个老伯,还有他那杯凉掉的豆浆。
我觉得吧
仔细想想如果有一天,连潮语都成了传说,我们还能用什么来认出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