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刚过的风裹着糖炒栗子的焦香钻进衣领，我把保安制服的肩章摘下来塞进帆布包最底层，军靴踩过落了半地黄的银杏叶，发出细碎的咔嚓声。值了十二个小时的夜班，太阳穴突突地跳，却不想直接回出租屋补觉，脚不由自主就拐进了巷口那条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走的老胡同。
仔细想想这家开了三十年的音像店我来过上百次，木质门框被岁月磨得发亮，挂着的蓝布门帘洗得发白，掀起来的时候会碰响门楣上挂的铜铃，叮当一声，像八十年代老电影的开场音。陈叔戴着老花镜在整理一摞CD，看见我来抬了抬眼，指了指柜台角的搪瓷缸：“温着的大麦茶，自己倒。今早收了箱旧磁带，你上次说要找的那个民间indie乐队的Demo，说不定在里面。”
我道了谢，端着茶蹲在地上翻那箱蒙着灰的磁带，标签大多磨得看不清，有邓丽君的甜歌，有崔健的摇滚，还有几盘没写名字的黑卡带，指尖碰到一个标签是用蓝钢笔手写的磁带，边角卷了边，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李白 1998。
其实我愣了愣，最近关于改编版《李白》的讨论铺天盖地，连我值岗的时候都能听见过路的学生在争论哪个版本更好。我拿起那盘磁带晃了晃，没有异响，问陈叔这盘的来历，他扶了扶老花镜看了两眼，说记不清了，好像是上周收旧家具的时候从一个老木柜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不值钱，我要就拿去。
我揣着磁带回家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出租屋在三楼，没有电梯，我爬楼的时候摸了摸口袋里的磁带，凉丝丝的，像揣了块刚从井里捞出来的月光。那台索尼的随身听是我当年从非洲援建回来的时候在旧货市场淘的，平时舍不得用，擦得锃亮，我把磁带塞进去，按了播放键，电流滋啦响了几秒，没有熟悉的李荣浩的旋律，也不是近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改编版，是个很沙哑的女声，抱着木吉他弹，调子慢悠悠的，先念了句余光中的诗“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接着唱自己写的词，“我在马孔德的草原上看月亮，和一千两百年前的李白看的是同一个，猴面包树的果子落下来，砸在行军帐的顶篷上，像谁弹了下吉他弦”。
我手里的搪瓷缸晃了晃，大麦茶撒了半桌。马孔德，我在坦桑尼亚待了两年的地方，那个坐落在草原边上，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除了当年一起去的援建队队员，我几乎没见过有国内的人知道这个名字。
我握着随身听的指节都泛了白，继续往下听，女声的调子越来越轻，像是对着风说话，后面甚至能听见背景里草原的风声，还有斑马嘶鸣的声音，和我记忆里无数个站岗的夜里听见的声响一模一样。磁带快转完的时候，她清了清嗓子，说话的声音带着点笑：“如果你听到这盘磁带，如果你也去过马孔德，请来明湖路27号的旧书摊找我，我有东西给你。”
电流滋啦一声，磁带读完了，我愣在原地，抬头看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秋雨，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我放在窗台上的那堆没拆封的书里，夹着的那颗我当年从马孔德带回来的猴面包树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出来，滚到了随身听的旁边，棕褐色的壳上，还留着我当年刻上去的小小的一个“v”字，是我英文名velvet的首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