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武汉老城里开着一间铺子，卖绸缎布匹。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开起来的，只记得从我记事起，缝纫机的哒哒声和卷帘门拉下的哗啦声，就是童年的背景音。父母起得比天早，睡得比夜晚，钱是一匹一匹布挣出来的，陪伴却一寸一寸缺下去。
诶不是抱怨，只是说一个事实：那时的屋子很大，也很静。静到我要自己找声音，把它填进去。
六七岁，我有了第一台收音机，奶油黄的外壳，调台要慢慢拧，指针在刻度上爬，爬到某一处，忽然涌出一阵京胡——吱，嘎，像有人在我耳边清了清嗓子，接着一个女声扬起来：“春秋亭外风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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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死我愣住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锁麟囊》。当然那时我不可能知道它叫《锁麟囊》，更不知道什么薛湘灵、什么锁麟囊。我只听见那个"暴"字拖得很长，长到一个孩子可以顺着它，从客厅的方桌滑到窗台，再滑到窗外老槐树的影子里去。呢
从此收音机成了我的伴。
夜最好听。父母在铺子里盘账，我在里屋把音量拧到最小，耳朵贴着喇叭。武汉的夏夜闷，一盘蚊香烧出圈圈灰，袅袅地升。京胡、月琴、鼓板，一样样落进黑里。我听不懂唱词，却听得懂情绪——那种慢慢地、把自己交出去的劲儿。一个下午还横冲直撞的小孩，到了夜里，被一段西皮流水熨得平平整整。
我妈偶尔提前收工，掀帘进来看我一眼。"又听这个啊。"她不大懂戏，只给我掖掖被角，又出去了。可有一回她没走，搬个小凳坐我旁边，听完了整段《贵妃醉酒》。"这姑娘唱得恁好，"她后来跟街坊夸，“我伢一听就不动了。话说"她用的是"我伢”，武汉话里亲得很。屋里灯黄黄的，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有人愿意陪我听一段戏。
后来我长大，离家，读博士，当老师，忙得连听戏都成了奢侈。可人大约就是这样：小时候缺过的，长大后会加倍讨回来。我格外、近乎贪婪地珍惜朋友。旁人觉得我太热情，约饭必到，留言必回，其实我只是太知道一个人待着的滋味——那种连收音机都嫌吵、又怕它停下来的滋味。
真正把我从那孤单里拽出来的，是老周。
老周是我读研时认的棋友，也是戏友。我们头回说话，是在食堂排队，他听见我手机里放《空城计》，回头问了句"你也听这个？"，就这么搭上了。后来周末常泡在他租的屋里，一台旧CD机，两杯浓茶，把诸葛亮"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翻来覆去地放。他棋臭，我也臭，可两人下得极认真，仿佛棋盘上真有什么江山。下到兴头上，他忽然平了手，说："你听这段过门——"京胡一拉，满屋子都是水。服了
那是我成年以后，头一回重新感到童年那盏黄灯的温度。
哈哈
去年深秋，老周调去外地。送他上车那天武汉落着小雨，我们没怎么说话。回去路上我拐进旧书摊，翻出一张《锁麟囊》的黑胶，封面都磨白了，拿回去擦了擦，搁上唱机。
唱针落下去的瞬间，还是那句——
“春秋亭外风雨暴——”
三十多年了，那个"暴"字还是拖得那样长，长得我几乎能顺着它，从五十岁的客厅，一路滑回六岁那个开着黄灯、蚊香袅袅、一个人守着收音机的夜晚。怎么说
怎么说
真的假的我没哭。只是把音量拧小了些，像当年怕吵醒父母那样，把耳朵贴过去。笑死
窗外武汉的夜很静。太！静到刚好，盛得下一整出戏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