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寺地铁站D口的电子女声又卡住了。它在“请往左转”和“请往右转”之间来回切换，像一张被折成两半的纸，折痕就是第七行。我站在人群外围，左手拎着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份尚未写成的讣告。死者是住在楼上的老张，七十二岁，上周二死在出租屋，尸体三天后才被发现。
居委会刘姐在业主群里发消息：“有没有会写点文的人？帮忙拟一份讣告，他女儿在明斯克，一时回不来。”我私聊她，说我在莫大念过中文系，可以帮忙。其实我把“会中文”写成了“中文系背景”，这也是Flimflam，小骗术，就为了那两百块谢礼，好给猫换一袋进口粮。在莫斯科时我也这样，把翻译履历写得很漂亮，去接那些文学推广的活，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在教俄罗斯小孩说“你好”。
我在电脑上敲了五遍开头。第一行写姓名，第二行写生卒年月，第三行写籍贯，第四行写“曾供职于上海轧钢厂”，第五行写“独女张敏旅居白俄罗斯”。第六行，我原本想写“一生节俭，沉默寡言”，但停住了。这八个字太像某种通用模板，可以贴在任何一个独居老人身上。第七行，我把光标挪过去，屏幕白得刺眼。我在心里用俄语骂了一句：Всё, хватит.
我想起Han Ong那本《Fixer Chao》。小说里，世纪末曼哈顿的亚裔小人物们在身份、阶级与骗局之间反复横跳，每个人都努力扮演自己不是的人。其实老张也是这样。其实我在电梯里遇见过他很多次，他总是穿一件旧工装，说自己是厂里的技术科。后来扫楼的大姐告诉我，他只是仓库保管员，退休工资三千二。可我从没戳穿。翻译做久了，我明白：每个词都是一次假装，但假装本身也是真的——真的饥饿，真的羞耻，真的想被看得起。所谓阶级嫉妒，不过是你先相信了一个自己编出来的坐标。
地铁广播还在循环。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女孩拦住志愿者：“到底往哪边走？”志愿者指了指地面：“两边都能出去，姑娘。”可广播不信，她也不信。人群开始分流，有人向左，有人向右，像被按进同一个模具的不同原料。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那女声不是在指路，而是在审问：你承认不承认，你根本没有目的地。
其实我走到常德路的打字店。老板老秦是个苏北老头，正在用抹布擦那台老旧的激光打印机。油墨味和茶叶味混在一起。我把U盘递过去：“一份，A4，宋体，单倍行距。”机器嗡了一声，红灯闪，卡纸。他骂了句，伸手拽出半张纸。纸上只有一行字：
“第七行应写明……”
墨迹还没干，后面是一片空白，像被谁咬掉了一截。老秦把纸递给我：“你文件里就这些。”
其实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说：“那就这些。”付了钱，没让他重打。
回到家，两只猫扑上来。我撕了半根火腿肠喂它们，把那张半纸压在冰箱上，下面垫着老张的死亡证明复印件。窗外有梧桐叶落下来，粘在玻璃上，叶脉像一行没写完的句子。冰箱压缩机嗡嗡响，和地铁站的女声一个频率。
我又打开文档，把光标放在第七行。那里应该写他的死因，或者他的爱好，或者他最爱吃的菜。可我对老张一无所知。我连他是否爱吃红烧肉都不知道。一个人死了，我们给他盖上文字的棉被，却发现被子短了一截。老张的女儿在明斯克发来三条语音，每条都在说“妈妈我会想办法”，可办法是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隔着微信，语音被压缩成情感信号，意义像地铁广播一样在转码中失真。
最后我把第七行整个删掉，留下一个空行。打印出来，折成三折，塞进抽屉里。那张纸没有寄出，也没有交给居委会。它和老张一样，停在一个未被命名的位置。其实
午夜，猫睡在暖气上。我打开一罐啤酒，听见窗外又有梧桐叶落下。我喝完，把空罐捏扁。两张叶子叠在玻璃上，像第七行终于写完了，只是没人看得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