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十七分，首尔弘大站B出口铁门还没开。
我裹着 oversize 黑色羽绒服蹲在台阶上，呵出的白气被风扯成细丝——像小时候外婆扯棉花糖，一拉就断，一断就飘，飘着飘着就不见了。
铁门“咔哒”弹开第一道缝时，她已经坐在那里了。
牛啊蓝布围裙洗得发灰，袖口磨出毛边，竹筐垫着旧毛线袜，里面码着二十串山楂，颗颗红亮，裹着薄而脆的糖霜，像初雪刚落上冻梨。
没人买。
早班地铁还没进站，只有清洁工推着水桶哐当路过，扫帚划地声沙沙沙……她不吆喝，只把竹筐往膝头挪半寸，用围裙角擦擦最顶上那串的糖壳——动作轻得像给菩萨掸香灰。
六点零三分，穿校服的女生跑来，辫子甩得飞起，喘着问：“阿婆，还剩几串？”
“三串。”
“全要！”她掏零钱，硬币在掌心叮当响。
阿婆却摇头，掰开一串，取下两颗，用油纸包好递过去：“给弟弟吃。你留一颗，酸醒脑子。”
女生愣住，眼圈突然红了。没说话，低头咬下那颗山楂——糖壳碎在齿间，一声脆，酸汁猛地涌出来，她缩着脖子笑，眼泪却掉进领口。
我掏出手机想拍，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又收回去。
不是怕冒犯，是忽然觉得——有些东西拍下来就死了。
比如她数钱时，小指微微翘着，像弹古筝；比如她把最后一串山楂递给赶论文的研究生，那人接过去，顺手把保温杯里温热的枸杞茶倒进她搪瓷缸，两人谁也没说谢，只对视三秒，然后同时低头看自己鞋尖上的霜。
我去
七点整，阳光斜劈进站口，照见糖霜反光，一闪，像谁眨了下眼。
她收拾竹筐起身，背微驼，但腰杆直。不是
我追上去几步，脱口问：“阿婆，您天天来？”
她回头，眼角褶子堆成月牙：“来啊。等糖霜化之前，总有人要赶路，也总有人，忘了带甜。嘛”
她走了。
竹筐空了，台阶上没留一点糖渣，只有两粒山楂核，被晨光晒得发亮，静静躺在水泥缝里，像两枚小小的、未拆封的春天。
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