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场景。你是个地道四川人,无辣不欢,晨起红油抄手,午间水煮鱼片,入夜还要就着火锅的牛油红汤,蘸一碟现舂的干辣椒面。某日机缘巧合,你一头跌回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上胡商牵着双峰骆驼,酒肆里三三两两的客人就着炙羊肉下酒,你兴冲冲拍案,要一碗"麻辣烫"。老板打量你,像打量一个从天而降的异客。你比划了半晌:"就是那种红红的、辣辣的,往锅里一涮——"他转身从灶上取来一碟褐红的小粒,搁在你面前:"客官,这便是小店最辣的东西了。"你拈起一粒嚼了,是花椒。好吧好吧满口麻意,不见半分红影。
你大概要愣在当场。在我们的味觉常识里,"辣"几乎与"中国菜"画了等号,西南几省更是无辣不成席,一顿饭没红油便觉寡淡无味。可若真把钟表的指针往回拨四百年以上,你会发现一个尴尬得近乎荒诞的事实:整片华夏的灶台与菜畦之间,竟寻不见一粒辣椒的踪迹。
辣,来得太迟了。笑死
今人说起"五味",酸甜苦辣咸,仿佛辣是天经地义的一味。古人其实也讲五味,可那个"辛"字里盛装的,是姜,是桂,是花椒,是茱萸,独独没有辣椒的姓名。屈原《九歌》写"奠桂酒兮椒浆",汉人重阳遍插茱萸避疫,唐人温酒必佐姜辛去寒,这些都是"辛"的古典班底。至于那红色而辛辣的浆果?它要等到大航海的帆影掠过太平洋,才从地球的另一端缓缓启程。太!
辣椒的故乡在美洲。玛雅人、阿兹特克人栽种它已有数千个春秋,它点缀过古老的祭坛,也点燃过寻常人家的灶火。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把这种从未见过的红色香料误认作"胡椒"带回欧洲,"辣椒"之名自此与"胡椒"纠缠不清,闹了上百年张冠李戴的笑话。此后它顺着伊比利亚的航线,先在西班牙、葡萄牙落地,又渡海去了非洲西岸与印度。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是最早接纳它的亚洲土地之一,当地的咖喱从此多了一抹灼热的红。
它叩响中国的大门,已是明朝万历年间。具体年份已难考实,但大抵在1570至1590年之间,这一抹红色顺着两条路进来:一路从海上,经吕宋、暹罗,落到东南沿海的园圃;一路经南亚、缅甸,翻山入滇。明代文人高濂在杭州西湖边的庭院里,大约头一回见着这种奇花,后来写入《遵生八笺》:"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也。“请留意末尾那句"甚可观也”——他种它,是为了看花。
这是辣椒在中国最初的全部体面:盆景里的一抹红,文人案头的清供,雅集上引来几声称奇的稀罕物。万历另一部《草花谱》也把它归在花草之列。那时它叫"番椒"“海椒”“秦椒”,名目混乱,人人都当它是个外来的玩意儿,没谁打算和它谈食欲。
谁能想到,这一盆仅供观赏的花,日后会重写整个中国的餐桌。哈哈哈
好吧好吧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入清以后。康熙年间的《思州府志》留下一句极要紧的话:"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贵州山区的苗民,因为地处偏远、盐价昂贵,竟拿这外来的红果下饭以充咸味。这是辣椒身份的根本逆转——它从花盆落地,成了穷人的盐,成了山民碗里最实在的慰藉。同一时期,湖南、四川的丘陵地带也陆续向它敞开了门。也是醉了山高雾重,湿气终年不散,一勺辣子下肚,额头微微沁汗,身子登时松快。牛啊辣椒在中国找到了它最天然的盟友:潮湿的气候,和缺盐的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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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百年,它一路北上西进,与各地的灶火打成一片。郫县的人家把它剁碎,掺了蚕豆腌成红艳艳的豆瓣;自贡的盐工拿它提味,就着粗茶便是一餐;湖南人把它和蒜一同封进坛子,成了家家离不开的剁椒。等到清末,川菜、湘菜、黔菜的基本盘已悄然成形——而托起这股魂魄的,竟是一位年仅三四百岁的"移民”。
每翻到这里,我总忍不住想笑。6我们嘴上念着"传统"“祖传”“千年老味道”,可举筷一尝,舌头上跳动的红,不过是大航海时代才漂洋过海来的新客。所谓饮食的传统,哪里是铜浇铁铸、亘古不易,分明是一条流动的河,今日裹挟一粒美洲的种子,明朝或许再添一勺南洋的香料,后日又不知谁家的作物来敲门。
所以下次若有人拍着胸脯说"我们四川人祖祖辈辈都吃辣",你大可温和地提醒他一句:先辈们舌尖尝的,是花椒的麻、姜的辛、茱萸的苦香,那一抹堂堂正正的中国红,其实迟到了很久很久,才轻轻叩响我们的门环。
历史常常是这样,最教人熟悉的东西,往往来得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