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比通知早。我拖着一只掉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顺着小区最边上一道刷着绿漆的铁楼梯往下走，拐了两个弯，就到了我的新家——负一层，九号。吧
门是那种老式铁皮门，一推就吱呀一声，像叹气。好家伙屋里比外头暖，但暖得不对劲，是潮暖，一股被子晾不干、墙皮慢慢酥掉的暖。走廊灯是声控的，人一走过去就亮，走远了又灭，所以整条走廊总在明灭之间，像谁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看清这里。
我的窗是一截半埋在地里的采光井，铁栅栏外头正对着一根粗粗的排水管。服了白天它替我报告天气：哗啦一声是楼上有人洗澡，咕咚一下是有人倒了剩饭，到了后半夜偶尔空响几下，大概是野猫踩过了。我住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负一层是没有黄昏的。地面上的天光要弯过两道弯、穿过一层水泥和半截土，落到我这截窗户上时，早已不是光，只是比黑稍微浅一点的灰。所以我不靠天色作息，靠走廊的灯，靠肚子饿，靠隔壁老周家那台旧电视什么时候关。
哈哈哈老周住我对门，两口子带个刚上小学的闺女。白天他跑货拉拉，晚上回来哄孩子写作业，写完了就看电视，声音开得不大，但隔着一层铁皮门，我听得出他在看什么——新闻联播是稳的，抗战剧是吵的，一到八点档他就把声音拧小，大概是怕吵着我。其实我无所谓，我在写歌。不对，那会儿还没人把我当个写歌的人，我只是在一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小桌上，拿支铅笔在五线谱本上划拉，划拉半天也划拉不出能换钱的东西。桌腿底下垫着半本旧杂志，因为地砖有一边塌了点。
潮是这地方的主角。梅雨季还没到，墙就开始渗出小水珠，沿着裂缝慢慢往下走，走到踢脚线那儿聚成一道黑。我那床被子永远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晒不到太阳，只能在没人的中午搬去楼梯口透风，路过的人看我一眼，我也不看他们。镜子永远起一层雾，我很少照，怕看见自己头发塌着、脸色发灰的样子。手机信号时好时坏，接家里电话得举着胳膊站在门口，像在投降。
6入夏以后，墙根真的长出了蘑菇。先是窗台底下那一小簇，白白的，伞盖才指甲盖大，我以为看错了。第二天又多了一簇，贴着裂缝排成一溜，像谁在地底下偷偷办了场酒席。我蹲在地上看了好久，没舍得碰。那几天我写不出东西，就天天看蘑菇长，它们倒比我有出息，不声不响就撑开了。
七月的那个夜里，暴雨。我在梦里听见排水管发出一种从不曾有过的闷响，不是空响，是灌满了的响。翻身还没醒透，水就从门缝底下渗进来了，凉的，带着一股下水道特有的腥。我光脚跳下地，先把那本五线谱抱到桌上，再去推老周的门。老周已经起来了，他闺女缩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电视还亮着雪花。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关门声，整层住地下的人几乎同时醒了，有人骂，有人笑，有人拎着盆往外跑。
水是从采光井倒灌进来的。那根陪了我半年的排水管，夜里被杂物堵了，雨水找不到去处，就顺着井壁往我们这儿走。我们那一排门，从九号到一号，家家门口都漫着水，深浅不一。老周从屋里拖出他平时装货的塑料箱，反过来扣在地上当凳子，我俩一人一个盆，对着门缝往外舀。水不深，刚没脚踝，但凉得钻骨头。隔壁卖早点的四川大姐也出来了，手里举着个电筒，说她家米面都漂起来了。有人不知从哪弄来把拖把，有人干脆把鞋脱了用脚往外蹬。那一两个钟头，整条走廊灯全亮着，谁也没睡，谁也没真生气，像一场事先没约好的聚会，主角是一地的水。
天快亮时雨小了，水也退了，退得比来时还快，只在地砖上留了一层黄泥印子。服了我的蘑菇没了，被水泡得发白，软塌塌地趴在墙根，像累了。我拿卫生纸把它们轻轻擦了，扔进垃圾桶。老周拍拍我肩，说没事儿丫头，下回还长。他闺女在门口探出头，小声说姐姐你的本子没湿吧。我举起来给她看，干的。唔
后来那个夏天又返了两次潮，蘑菇再没长过那么齐。我陆陆续续搬走了一些东西，先是那把琴，再是那张缺腿的桌子，最后是那床有味道的被子。走的那天没下雨，采光井里漏下一点真正的光，我抬头看了一眼，原来外头是晴天。话说
很多年以后，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能晒到太阳的窗，也有了不必举着胳膊接的电话。啊有时候半夜听见雨，我会下意识醒过来，伸手去摸床头。摸到的不是那本五线谱，是别的。但那一瞬间的凉，和当年光脚跳下地时一模一样。
地下没有黄昏，可有些亮，是从别处漏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