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那栋楼，一九九几年的红砖老楼，前年街道统一做了外立面改造，外头刷了米白的真石漆，远看像新长的皮，近看墙根还是裂着缝。里头的水电没动，楼道里那盏声控灯，是整栋楼脾气最怪的东西。
有时你提着菜进门，两手都占着，拿肩膀撞墙、拿脚跺地，它装聋。有时只是窗外有只野猫蹿过，它"啪"地就亮了，惨白的一团光，把墙皮上历年的小广告一层层照出来，像翻一本没人看的旧账。
对门住着谁，我住了三年没弄清。
不是没机会碰面。一层就两户，步梯房，每天上上下下总该撞上。可我们像被人排好了时差。我七点零五出门，他——我猜是他，因为门口那双深灰棉拖鞋的尺码偏大——总在七点二十五。我夜里十二点往后回家，楼道里只剩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响，和那盏永远慢半拍才肯醒过来的灯。
揣度一个人，靠的是门口那些零碎的物证。他家玄关常摆一双深灰棉拖，鞋尖朝外，像主人总在"随时要出门"的状态。周三周五门口多一份外卖，川味的，红油在盒盖边凝成一圈暗红的痕——和我一样，是个离不了辣的人。偶尔我加班到极晚回来，撞见他家门缝底下漏出一线暖黄，里头水壶烧开的细响"嘶嘶"的，那几秒我就知道，哦，这人也没睡，也在某个亮着灯的房间里醒着。
我们共享同一盏声控灯，共享同一层楼的安静，却没共享过一句话。这城市把人摞起来住，又用各自的时间表把人隔开，亲密得近乎荒谬。
变故在去年深秋。整栋楼跳闸，声控灯彻底熄了，楼道黑成一截没有出口的管子。我摸黑下楼扔垃圾，在二层拐角撞上一个温热的肩膀。两个人都"嗳"了一声，各自举起手机，屏幕的微光从下往上照，照见一张每天擦肩的脸——眉骨高，眼下两片青，和我熬着差不多的夜，用着差不多的遮瑕也盖不住。
"……是你？"他先开口。
我想起来了。写字楼十八层，茶水间靠窗那个位置。每天早晨我去接咖啡，他正把空纸杯轻轻放进回收桶，我们甚至有过半秒的目光接触，然后各自转身。原来错峰这件事，错的是同一家公司，同一个楼层，只是他八点走，我七点走，像两条永远差一个钟头的潮汐。
那一晚我们在黑暗的楼梯口站了几秒。两束手机光彼此照着，像两盏互为备份的灯，哪盏灭了另一盏还亮着。他说："灯我报修了，物业说后天来。"我说：“谢了，麻烦。”
灯后来真修好了。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老样子，拍三下才亮，亮了还闪。但有什么不一样了——路过他门口时，我会下意识放轻脚步，像怕惊扰一个刚认识的、还谈不上熟的人。
今年夏末台风那夜，雨点砸在窗上，密得像有人在外头急着敲门。我加班到凌晨一点，伞忘在工位，淋得半湿摸回楼道口，习惯性跺了下脚。灯没亮。
正摸手机照明，门缝里忽然递出一张对折的纸条，是对门的字，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很工整，像小时候练过字的人才会有的骨架：
“灯修好了，记得带伞。”
我抬头。声控灯恰好在那一刻亮了，惨白的光落下来，对门的人推开门，看见我站在水洼里，头发还在滴答，他便也轻轻点了下头。
我也点头。楼道很窄，我们之间隔三步台阶，可那三步，好像比过去三年里所有的错峰都要近。
外头的风还在刮，楼道口这方寸的光里，两个陌生人，终于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