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年冬天，照相馆后屋的红灯就没再亮过。我接手的时候，玻璃柜里还压着他最后没交的活儿——一张褪成灰白的结婚照，新娘的衣摆糊成一团雾。我本来在外头做别的营生，回来不过是想把铺子盘掉，可不知怎么，就留下来，留成了给黑白照片手工上色的人。
头一位客人是巷口拄拐的周伯。他把那张照片推过来，枯指敲了敲相纸里的人：“她那年穿的是红，正红的那种，像腊月里晒透的辣椒，隔着几十年我还记得烫眼。”他说他记不清脸了，只死死记得那身红。我调了三天颜料，试了七遍才敢下笔。第一笔触上去，周伯忽然噤了声，凑得很近，盯着相纸看了半晌，最后只说了一句“对，就是这红”，眼眶就红了。
慢慢地，街坊都知道巷尾有个能补旧色的姑娘。来的人各揣各的心事。三楼的阿婆要我补一张全家福里早夭的幼子，说“就想让他脸上别总是灰扑扑的”；对面修车的大哥拿来他爹参军前的独照，反复问“我爸那天到底笑没笑”。我这才懂，上色从来不只是技术。你得揣摩照片里那人是急性子还是慢郎中，猜那天的光从哪扇窗斜进来，猜拍照的人手是不是在抖，猜画面外还站着谁、谁最终没能进框。一笔靛蓝下去，整个闷热的夏天就回来了；一道压暗的檐影，屋檐下的沉默也跟着落下来。我替别人补全记忆，也在这些委托里，看见一桩桩被时光冲淡的人生。
变故来的那天没什么征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怯生生推门，递来一张无名旧照，背面空空，只说“帮我看看我妈年轻时什么样”。照片里是个扎两条辫子的姑娘，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那布景我一眼认得，是父亲当年亲手刷的西湖断桥，假山用泡沫雕的，桥栏的漆掉了一半。我翻出落灰的老账本，在某一页的夹缝里找到了那个名字。顺着往下查，牵出来的却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自己从没听过的：原来我母亲年轻时，也曾在那块布景前站过，被父亲收进了一只始终没冲洗的暗盒里。
其实深夜，照相馆的红灯又亮了。我把父亲留下的那张空白底片夹进片夹，第一次没有客人，也没有委托。我慢慢调出一点暖黄，给一个我只在别人只言片语里听过的笑容上色。灯还亮着，窗外是睡熟的城市，而我的母亲，终于在相纸上，朝我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