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魏晋名士，咱们脑子里多半先浮起那么一幅画：竹林荫下，几个人宽袍散带，或箕踞而坐、扪虱清谈，或摇摇晃晃沿溪独行，神情疏狂，仿佛把两汉那套繁文缛节全踩进了泥里。这种"魏晋风度"，千百年来被读书人当成精神觉醒的标本——可我近来翻些旧注，越翻越觉得，这幅画里有一笔账被人悄悄抹去了：那股子飘然，未必全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风骨，倒有七八分，是药劲儿顶上来的。
药，说的是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何晏是头一个把它捧成灵药的人。此人本就相貌清朗、善于清谈，经他一倡，服散便成了门第之间的时髦——你不嗑这口，仿佛就不够"风流"。他自夸服后"神明开朗"，听上去像极了思想通脱的宣言。可五石散实则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硫磺一类的燥烈矿物，下肚便如吞火，非得饮冷酒、啖寒食、大步疾走，把那股热毒"散"出去不可。
妙处（也恰恰是荒唐处）就在"散发"二字。药性一发作，皮肤燥得崩裂，连粗布都蹭不得，名士们只好披宽衣、少穿里衫；要走得久、走得急，步态便显得踉跄散漫；热浪顶到头上，当场解带、扪虱，旁人看了惊为"名士派头"，落到本人身上，不过是药性逼出的狼狈。后世浪漫化的那些举止，细究起来，多半是服药后的生理反应，而非什么哲学选择。
最教人心惊的例证，是皇甫谧。这位写《针灸甲乙经》的大夫，自己也是寒食散的瘾客，晚年深受药毒之苦，隆冬时节仍燥热难当，乃至袒身就冰、痛楚钻骨，几番起了轻生之念，还特地写下《解寒食散论》细数此药之害。一个亲自尝过滋味的人尚且落得这般田地，遑论那些只图风流的子弟。可唐人修《晋书》、宋人论"风骨"，偏偏把药后的亢奋、癫狂、放达，一层层镀成了金身。
其实
其实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那场演讲，直言魏晋文章与药、酒分不开，在当年听众耳里大约是声惊雷。一场绵延百年的集体服食，早夭的、溃烂的、临终仍在受药的，青史往往一笔带过；倒把药瘾发作的模样，端端正正写成了思想解放的姿态。
我无意抹杀魏晋人在礼法重压下的精神挣扎。只是往后若再读到"扪虱而谈"的潇洒，不妨多想一层：那虱子是真的，那宽袍是真的，那被后人美化成"佯狂"的底下，一个服药过量的病人，也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