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城墙。但首尔更冷，那是另一种冷，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我坐在酒馆的角落里，手里握着一杯温热的酒，看着窗外飘雪。
仔细想想
故事要从三十年前说起。那时候，我不叫许默，我叫阿狐。狐狸总是狡猾的，但也容易迷路。
那时候的酒价，不像现在这么奇怪。现在的人说“长期主义”，说穿越周期。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周期就是生死。五粮液还没上市，汾酒的清香也还没吹到南方。那时候只有烧刀子，烈得像骂人的话。
嗯…
我开了一家小酒坊，在京城西边的胡同里。怎么说呢每天清晨，我就去量米。水要井里的，火要松木的。酿酒师傅老张是个哑巴，但他手上有茧子，那是时间的形状。他说：“酒是粮食精，也是人命根。”我当时不懂，只觉得他在吓唬人。
话说回来
直到那年秋天，酒价突然涨了五倍。
不是普通的涨，是像疯了一样地窜。隔壁卖米的王掌柜把铺子卖了，就为了换一坛陈年杜康。有人说是因为打仗，有人说是有贵人要喝。其实我知道，是因为缺粮了。粮食少了，酒就成了奢侈品。就像现在的猪肉期货，忽上忽下，让人心跳加速。
我开始记账。每一笔买卖，都要记在厚厚的册子上。红色的墨水代表进钱，黑色的代表出钱。有一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在账本的夹层里，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字：“骨藏”。
我翻开账本，发现前面的几页被人撕掉了。切口很整齐，像是用刀切的。剩下的纸张已经发黄，上面沾着暗红色的斑点。不是血，是酒渍？怎么说呢还是别的什么液体？
老张那天晚上没来店里。我问伙计，伙计说：“老板，张师傅说他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有点害怕。但我还是想弄明白。第二天，我去了后院的酒窖。那里堆满了陶罐，像一个个沉默的坟墓。我敲了敲其中一个罐子，声音不对。不是空心的闷响，而是实心的沉重。
嗯…
我让人把罐子搬出来，砸开。里面没有酒。只有一堆碎骨头。怎么说呢
是的，骨头。人的骨头。
我站在那里，觉得手里的酒杯变得很重。原来这所谓的“周期”，不是数字的游戏，是活生生的人命。那些被喝掉的酒，那些被卖掉的土地，最后都变成了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新闻里说行业加速出清，我说这就是清洗。清理掉不该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本该存在的人。
我想起最近看的一个视频，关于美国人在宿舍喝酒省钱。他们说这样能喝尽兴。但在这里，喝酒不能尽兴，只能救命。或者，送命。
我把那些骨头重新埋回酒缸下面。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秘密，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嗯…如果官府知道这里有死人，我的店会被关闭，我会被抓走。就像马未都在节目里聊的那些旧闻，有些真相是不能说的。
我继续做我的生意。酒还在酿，价格还在涨。我在账本上写下新的记录，每一笔都像是在刻字。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能把这些账本整理好…，交给后人看。让他们知道，这盛世繁华之下，到底藏着什么。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掩盖了所有的脚印。我也该关门了。明天还要早起磨刀，不是为了切菜，是为了……算了，不说那么多了。有一说一
如果你路过这里，别问酒好不好喝。问问自己，心里是否还有空隙装得下一杯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