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周三闭馆后清理还书箱时摸到那封信的。
箱子嵌在自助还书机侧壁,铁皮灰扑扑的,只有一个朝里的狭长投书口——书是被我们从里面取走的。也就是说,馆外的人根本塞不进任何东西。除非,它打一开始就待在箱子里。
信封是那种最便宜的牛皮纸,没贴邮票,正面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字:给爸爸。笔迹歪歪扭扭,像小孩,又像手抖的老人。我拆开看,里头没什么,只夹着一张旧借阅记录。纸角发软,边缘起了毛,墨迹被汗洇开一小片。借书人一栏写着"周明远",《飞鸟集》加两本钓鱼杂志,最后归还日期停在三年前的四月。
我顺着卡背的电话拨过去。接的是他女儿,听我说完,在电话那头愣了几秒,说,我爸三年前就走了。
那信是谁放的?她没立刻答,反问,您是不是……每周二都能在箱子里看到一封?其实
我翻了近半年的登记。果然,从今年开春起,几乎每个周二闭馆后,箱子里都安静地躺着一封。同样的牛皮纸,同样的"给爸爸",有时夹一片干枯的玉兰瓣,有时什么都没有。借书卡上的名字,始终是周明远。
我去看了他们家。老小区,女儿搬回来住,方便照顾。玄关鞋柜最下层摆着一双没人穿的男式布鞋,鞋面落了薄灰。她母亲坐在南窗下,阿尔茨海默症,昨天的事转头就忘,却牢牢记着每天要去"邮局"给老周寄信。她管楼下的还书箱叫邮局——早些年老周爱借书,她总陪着去还,在箱口等那一声"咔哒",久了,那个铁箱子就成了她记忆里最确切的地址。
母亲写的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老周,今天降温了,多穿一件”“老周,媳妇炖了汤,你来尝尝”。其实女儿说,她曾想把真相说出来,母亲只是笑,说你不懂,你爸等着呢。
全家人便心照不宣地由着她。女儿每周二趁闭馆前,把信轻轻"寄"进箱里,第二天我来取走。一场谁都不肯点破的徒劳,是他们能给母亲最后的体面,也是替亡者继续收下的、笨拙的情书。
信在立冬那天忽然停了。
再去时,鞋柜空了。女儿在门口红着眼说,妈昨晚上走的,走之前还念叨,今天该给老周写信了。
简单说我把那封终究没送出去的信,连同前面几十封,一起放回了还书箱。铁皮凉凉的,贴着掌心,像一个人才离开不久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