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画分镜时,我会先给每一场戏写“场次号”。小小一个数字,后面所有镜头、情绪、走位都跟着它走。北京那三年开网约车,载过穿婚纱看房的年轻人,也载过抱着纸箱搬出婚房的沉默。我渐渐觉得,婚房写谁的名字,像极了婚姻这场戏的“场次号”——看着是技术问题,其实定下了整出戏的基调。
吉林阿姨的灵魂拷问,表面争的是房本,底下问的是:你们的小家,是自立门户的“总部”,还是某一方的“分店”?父母还贷、产权归父母,从居住权开始,孩子的落户、装修、换不换学区,甚至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谁能摔门而去,都悄悄变成了需要审批的流程。天长日久,住的不是家,是一份客气得让人心凉的“借宿”。
倒不是说谈钱就一定伤感情。真正让人扎心的,是两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还没想清楚“家”到底是什么。房产证照见的从来不是信任,而是两个人对“独立过日子”这件事,有没有相同的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