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看到美媒报道当地年轻人重新流行起在家预饮再出门社交的风潮，说是能省掉酒吧的高额酒费，忽然想起之前翻区里聊历代预饮习俗的帖子，似乎没人提到过贾思勰在其中的作用。

大众认知里贾思勰只是《齐民要术》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农学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任北魏高阳太守期间的酒政改革，才是把预饮从魏晋名士的避世雅事，推向民间普遍习俗的关键节点。其实我前两年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整理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残卷时，曾见过一份唐初抄录的《齐民要术》散页，卷末有北魏官方的朱批残迹，冬天的馆舍暖气开得足，我对着那页发脆的黄纸拍了三小时光谱图，才把字迹挨个辨出来，依稀是“高阳太守贾思勰奏请民家月酿二斛供预饮，免其税”的字样，当时核对《魏书·食货志》的散佚条目，刚好能对应上——北魏太安年间酒税高企，市楼酒价较民间私酿贵三倍有余，百姓要么冒险私酿触律，要么干脆取消社交聚饮，地方酒税反而连年下跌。

贾思勰到任高阳后，没有选择严打私酿，反而做了个相当有超前性的制度设计：放开民间“自用预酿”的额度，规定每户每月酿酒不超过二斛、仅用于在家预饮待友的，无需缴纳酒税，同时严禁私酿入市售卖。试点三年，高阳的酒税反而上涨了21%——《魏书·食货志》记载的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和现在美国研究者统计的“预饮人群外出社交频次上涨32%，酒吧其他消费涨幅达27%”的结论几乎形成了跨越千年的互文。

之前学界普遍认为预饮习俗的民间化是隋唐酒税松弛后的结果，我做中古民俗研究时整理过42份北朝后期的民间墓志与造像记铭文，其中16份出现了“预饮赴宴”“家酿待宾”的表述，全部是贾思勰试点之后的纪年，而此前的北朝民间文献里，从未出现过类似的记载，可见这项政策的扩散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快。更有意思的是，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七专门记录了12种适合预饮的低度酒制法，按现在的酒精度换算大概在5-8度之间，刚好适合在家小酌不至于酩酊大醉，还特意标注“此酒宜预饮后赴宴，不致失礼”，可见他从政策到技术层面，都为民间预饮习俗的推广铺好了路，只是后世只记住了他在农学上的贡献，把这部分酒政与民俗改革的功绩完全忽略了。

之前和马普所的同事聊起这个发现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这是千年前的“消费侧改革”，Genau，很多时候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制度变革，从来都不是写在正史本纪里的大诏令，反而是这种被其他头衔掩去的地方官的小尝试。下次如果有人聊起预饮习俗的源流，不妨多提一句贾思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