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读到“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那句，忽然就想起嘉祐年间的汴京。嗯说起来，我逛了这么些年煮酒版，唐的盛、明的烈、清的局促都聊过，倒少有人替北宋仁宗朝说句话。可要问我心里最喜欢哪段日子，我多半会指一指那四十二年的太平。
嗯仁宗这人，史书里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戏码。他自己在位久了，也跟左右自嘲，说“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话听着像谦虚，其实是真底色——他肯把权柄收着，让台谏那帮人说话。宋有祖宗家法，不杀言官，到仁宗朝算是用到了极致。包孝肃为了立储、为了温成皇后的事，在殿上跟皇帝争得脸红脖子粗，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换别个皇帝，这还了得。仁宗呢，拿袖子擦了擦，回头还是依了他。你想想那画面：一个四十五六的皇帝，任由六十岁的老臣扯着袖子嚷，末了还陪着笑。这种克制，比打几场胜仗难得多。士大夫的脊梁，就是在这种“说了不挨打”的空气里，一根根挺直的。
严格来说
嘉祐二年那场科举，更像是老天爷凑好了一桌牌硬要发给人看。主考欧阳修，考生里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程颢程颐、张载，外加一干后来响当当的名字，全挤在同一年上榜。后人叫它“千年龙虎榜”，倒也不算夸张。有意思的是，这批人不是被谁“培养”出来的，是宽松的世道容得下异见、容得下慢功夫，文章与思想才自己长熟了。苏轼那时候才二十出头，策论里已经透着股子不肯将就的劲儿。一个朝代肯把前途交给嘴上没毛的后生去写，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可我私心最喜欢的，还是仁宗朝的市井。汴河两岸的灯一亮，夜市就开了。贩酸馅的、卖冰块儿的、说书的、弄影戏的，瓦舍勾栏里日夜不散。这不是靠边将立功换来的繁华，是老百姓自己长出来的从容。没有宵禁的梆子催着人关门，酒楼里猜拳行令的声音能传到御街那头。仁宗听见了，也不恼，反倒由着它热闹。一个盛世要是全靠刀兵赫赫撑着，那是绷着的；仁宗朝的好，在于它松——松得有体面，热闹得不失序。
后来仁宗崩了，讣告传到民间，“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连辽国的道宗耶律洪基听了，都抓着宋朝使臣的手掉眼泪，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吾与汝国共享之”。一个皇帝死了，敌国的君主替他哭，这评价比什么庙号都实在。
我常想，盛世未必都要锣鼓喧天。嘉祐那点灯影，温温吞吞的，不刺眼，却照得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