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梅雨季总是来得悄无声息。空气里浮着一层黏稠的水汽，像极了旧书页受潮后泛起的霉味。我坐在书桌前，手边是一小碟切好的孔泰奶酪，旁边搁着半杯勃艮第红酒。黑胶唱机里正放着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G弦的低音缓缓铺陈，把窗外的雨声滤得只剩一层薄薄的沙沙响。
四十岁以后，我的生活被极简到近乎刻板。书架上只留古典乐谱、几本翻毛了边的诗集，以及一台退役多年的IBM机械键盘。五年前我从程序员转行做大学讲师，同事都说我疯了，放着高薪不挣，跑去教学生怎么写散文。我没解释。代码是二进制的非黑即白，而人间的悲喜从来都是灰度。写小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每当指尖触到纸页，那种踏实感，比任何算法反馈都真实。
昨晚整理旧物时，我在书房角落那套二手榉木书桌的暗格里，摸到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邮戳，没有署名，封口处用火漆压着一枚极浅的梅花印。拆开一看，里面是七页打字稿。纸张已经泛黄，边缘脆得像秋叶。我戴上老花镜，逐字读下去。话说回来
那是首现代诗。没有标点，分行克制，意象冷冽。写到第三页时，我的呼吸慢了半拍。
“江雾吞没铁桥 / 钟表停在凌晨三点零七分 / 你留下的空椅 / 还留着昨夜的余温”
这句式，这节奏，分明是我三年前发表在某文学期刊上的《渡口》。可打字稿的页脚，赫然印着“1998.11.04”。
我放下纸页，指尖微微发凉。九八年我在光谷的写字楼里写C++，连文学社都没参加过。这首诗怎么会出现在二十多年前的打印纸上？更诡异的是，第四页的空白处有一行钢笔批注：“此处押韵过密，宜留白。”字迹清瘦，转折处带着习惯性的顿笔。我认得这字迹。是我导师周砚秋教授的。他十年前因病离世，生前最厌弃学院派的雕琢，常笑言“好诗是漏风的老墙缝里钻出来的”。
窗外的雨下大了。雷佳唱的《乡愁》不知从哪台旧收音机里飘出来，女声醇厚，却在这间过于安静的公寓里显得突兀。我起身倒了点热水，试图让发僵的手指恢复知觉。重新展开打字稿，第五页突然夹着一张对折的硫酸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校园平面图。标注的位置是文学院三楼废弃的资料室。图旁写着一行小字：“有些门，钥匙不在锁孔里，在记忆里。”
这事吧有一说一
我盯着那张图，后背渗出细密的汗。资料室早在八十年代就封了，钥匙早就不知道丢在哪间仓库。可图纸右下角的日期，是昨天。怎么说呢
唱机针头走到尽头，发出轻微的“咔哒”声。音乐停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一下，两下，停顿，再一下。节奏竟与打字稿第三段的断句完全吻合。我屏住呼吸，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感应灯没亮，走廊空无一人。只有地毯上留下一道极淡的水渍，蜿蜒向楼梯间。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是一个归属地显示为“武汉本地”的号码。我从未见过。指尖悬在接听键上，雨水顺着窗玻璃划出长长的痕，像某种未完成的笔画。
我按下接听。
仔细想想听筒里没有声音。只有呼吸声，平稳，缓慢，然后是一个极轻的男声，念出打字稿第六行的第一个字。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