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的江风是湿的,那种贴着皮肤往骨头里钻的湿。我追上末班渡轮那一脚踏板时,舱里已经空了大半。售票员头也没抬,撕票的声音在金属舱壁间弹了一下,脆得有点孤单。我是第36位乘客,手里提着一袋凉透的葱包桧儿——收摊前街边摊主塞给我的,油和面都凝了,咬不动,可我一路拎着,像拎着一个没说出口的念想。怎么说呢
剩下几个人都低着头,屏幕的冷光各自圈出一方小天地。汽笛起了一声,低低的,船身一晃,离岸。
就在跳板要收起的当口,它又落下来。一个抱旧琴盒的女孩几乎是撞上来的,第37位。她没去补票,也像是根本没想到要补票。她贴着舱壁往船尾挪,江雾把她额前的头发压得服帖,脸冻得发白,眼睛却很亮。我不知怎么就转了头,她也恰好抬眼——那对视至多半秒,像两根被风拨了一下便各自弹开的弦,她先移开了。
船到江心,雾毫无道理地漫上来。不是能望见对岸轮廓的那种薄雾,是整条江被一口吞掉的浓白。轮机熄了,广播说能见度太低,原地待航。舱里的人陆续抬头,叹气,掏手机。只有她,还靠着船尾,把琴盒搁在膝上。坦白讲
坦白讲
然后她打开琴盒。
我还没看清里头是什么,先听见一声极轻的、全然不像乐器的响动,像有什么在水底翻了个身,又像那盒子里自己藏着一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