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那会儿,胡同口卖豆汁儿的王大爷要是逢年过节多挣了五块八块,都能乐得跟喝了二锅头似的。谁能琢磨透,如今这世道,真有人因为往卡里划拉进十个零,连银行的行长都提着保温桶来敲门了。这事儿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我那远在关外的远房叔祖走了,留给我一张看着挺唬人的存折。等我颤巍巍地去柜台一查,好家伙,十个零整整齐齐躺着。柜员倒茶的手停了半拍,连呼吸都轻了三分。
打那天起,我的日子就彻底乱了套。先是行长的西装革履换成了熨帖的中山装,每天清晨准时敲我家防盗门。头一回是刚出屉的小笼包配现磨豆浆,第二回变成了松鹤楼的蟹粉小馄饨,第三回直接上了燕窝粥。可这吃食越精致,里头藏的钩子就越深。递碗的时候,行长总会压低嗓门念叨一句:“您把手机里那个叫‘老张’的联系人删了吧,规矩如此。”我愣神没答话,他嘴角扯出一丝笑,转身就把托盘撤了。门轴转动的吱呀声听得人心里发毛。
今儿个清晨,门外又响起了皮鞋蹭水磨石地面的动静。这次端进来的是砂锅熬的老鸭汤,热气白茫茫地往上冒。行长站在门槛外,没往里迈半步,只从怀里摸出一张烫金的卡片轻轻放在台子上。“条件很简单,”他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签了这份协议,往后十年的早餐,我亲自给您做。不过……”他顿了顿,眼神像钝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您得先答应把那串旧钥匙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