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便利店，荧光灯管在头顶发出类似昆虫濒死前的嗡鸣。我咬着冷掉的饭团，盯着柜台上方那台小电视。重播的综艺节目里，笑声像批量生产的塑料泡沫，一个叠着一个膨胀。直到那一刻——她侧过脸，对着同伴说了一句什么。不是台词，不是台本，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没有音乐突然煽情，没有镜头刻意推近，就那么轻描淡写地，像从袖口抖落一枚陈年银杏叶。

我的筷子悬在半空。饭团的米粒黏在齿间，忽然有了庙宇般的神性。

我们这些在异国学中文的人，总是把诗词当作标本，小心地钉在笔记本里，反复背诵平仄，像工匠打磨不会说话的石头。可她却在最日常的寒暄里，让死去的汉字活了过来。诗原来不是考试的考点，不是书架上的灰尘，诗是血管里来不及过滤的潮汐，是舌尖上先于意识绽放的花。

这让我想起甲方第47次退回我方案的那个深夜。那时候我觉得语言已经死了，死在PPT的切换动画里，死在效率软件的提示音里，死得像一具被风干的蝉蜕。但此刻，电视屏幕的冷光映在便利店的玻璃门上，我忽然很想写一首很长的诗，写一个关于"遗忘"与"复活"的故事。也许是一个主持人，也许是一个在旧书市游荡的拾荒者，他们偶然间吐出的句子，正悄悄拼凑成一部失传的叙事长诗。

故事应该从那个雨夜开始。老周在鼓楼西大街开了二十年的旧书店，那天他正准备拉下铁门，却看见路灯下站着一个穿灰大衣的女人。她仰头接着雨丝，忽然说："空山新雨后。“老周愣住，因为下一句不是"天气晚来秋”，而是他从未听过的句子。女人转过头，眼神空茫："老板，这首诗的下半阕，我忘了很多年。它原本说的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老周请她进店，在霉味与樟脑丸的气息里翻找，最终从一册民国二十三年的手抄本中，找到了同样的上半阫。手抄本的扉页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此诗未完，待续于所有在钢筋森林里依然开口念诗的人口中。"女人冰凉的指尖触到那行字的瞬间，书店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在浓墨般的黑暗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滑出唇齿，那是失传已久的下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