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这辈子听过最多的声音，是钱。
不是比喻。在这座城里，声音是论秒计价的。你清晨在巷口咳一声，腕带上的计费器便轻轻一跳；你在拥挤的菜市多说半句闲话，那段声纹就被收进城市的账本，月底折算成你欠下的"喧嚣税"。穷人是付不起沉默的。那些悬在半空、玻璃幕墙裹得密不透风的塔楼里，一分钟的安静比底层人家一月的口粮还贵——所以沉默成了富人的特权，而喧嚣，是穷人唯一买得起的活法。
林默是静音师。说好听些，是城市的耳科医生；说难听些，不过是个提着银灰色箱子、到处替人把多余的声音抹掉的清道夫。城市的算法每天会圈出一批"超标噪点"——某户人家夜里反复的咳嗽，某条街角争吵的余响，某扇窗后压抑的哭——都该由他抹平。他不去问那些声音背后的人为何哭、为何吵。箱子里那根细长的探针一插进墙缝，嗡的一声，一切便归于算法认可的安静。
他做得很好。好到上司说他"对异常声响有种病态的敏锐"。这话不假。别人听不见的细微震颤，他能在三栋楼外辨出方位；一段录音里多出来的一丝杂质，他闭着眼都能描出形状。也正因为这份敏锐，他几乎没有朋友，夜里常失眠，总觉得自己耳朵里养着一头饥饿的兽，四下里觅食。
母亲生前常说，这孩子是把耳朵生反了，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偏往骨头里钻。她走那年，楼下的收音机整夜播着戏曲，林默却偏偏在杂音里听出一段不属于任何台的频率——后来才明白，那是母亲最后那口气，轻得连机器都快捕捉不到。从那以后，他便信了一件事：这世上最要紧的声音，往往都标不上价。
入秋那天，旧城三线的地铁站收到了拆除令。不是拆墙，是拆声——整座站要被做一次彻底的"声学清场"，连同那些年久失修、在管道里游荡的回音一起抹平。林默被派去收尾。
站台空了很久。瓷砖缝里生着霉，广播喇叭垂着半截线，像一只枯了的耳朵。他照例打开箱子，探针贴上主梁，等着算法吐出噪点清单。可屏幕上什么都没有。一片干净得反常的寂静。
就在他准备收工时，那声音来了。仔细想想
很轻，从地底某处浮上来——是一个婴儿在哭。不是录音里那种被压缩得扁平的假声，是带着胸腔共鸣的、活生生的啼哭，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林默的背脊一下子绷紧了。他翻遍频段表，从最低的耳语到最高的尖啸，没有一栏对应得上。这段哭声，不属于任何已知的频率，也没有在任何声价目录里挂过价。有一说一
它是被这个世界遗落的声音，还是从来就不该被听见的声音？
我觉得吧
林默蹲下身，把探针缓缓探进地缝。哭声更近了，近得仿佛就在脚底下一寸的地方。他忽然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在这座连呼吸都要付费的城里，竟还藏着一段谁也无法给它标价的声响。
箱子的红灯无声地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