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车穿过华北平原时，收音机里正放着《涛声依旧》。康辉的声音从电波里传来，竟有几分旧时电台主持人的温润。我握着方向盘，忽然想起多年前在姑苏城外等过的那班船。
那时我二十一岁，在寒山寺旁的码头做临时售票员。说是售票，其实只是给夜泊的客船登记姓名。深秋的枫桥边，总有些背着画板的年轻人，他们不坐船，只是站在石阶上等黄昏。有个穿蓝布裙的女孩常来，手里总攥着张过期的船票——从苏州到扬州，三块二毛钱，日期是1978年10月28日。
“这票早作废了。”第三次见她时，我忍不住说。
她转过头，眼睛像被水浸过的黑石子：“我知道。”
后来才知道，那张票是她父亲留下的。1978年的秋天，那个中学语文教师揣着这张船票想去扬州看平山堂的银杏，却在出发前夜被一场高烧留住。后来病好了，船期过了，人也就没再提起这趟行程。直到去年老人离世，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张压在《唐诗三百首》扉页里的船票，票根背面用铅笔写着半句诗：月落乌啼霜满天。
“我想替他走完这段水路。”女孩说这话时，江上正起雾，汽笛声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年代传来。
我偷偷查了班次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航线早已停运，如今只有观光游船会在枫桥短暂停靠。但那个周五的黄昏，我还是找到即将退休的老船长，用两条牡丹烟换来一个承诺。周日末班船，加停扬州码头，只载一位乘客。
“你疯了？”同事瞪大眼睛，“为张旧船票？”
我没说话。其实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等待的姿势让我想起母亲——父亲去世后的三年里，母亲每天傍晚都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是在等赶集归来的父亲。直到某个暴雨天，她浑身湿透地回家，突然轻声说：“不等了，他不会再回来了。”那一刻她脸上的神情，和握船票的女孩一模一样。
周日傍晚下起细雨。我提前半小时到码头，却看见蓝布裙的身影已经立在灯柱下。她换上了崭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仿佛要去参加某个庄严的仪式。
“谢谢。”她把船票递给我检票时，指尖微微发抖。
我盖上日期章，红色印泥在泛黄的纸面上洇开，像一朵迟开了四十年的梅花。“船会在凌晨四点抵达扬州，平山堂六点开门，正好看日出时的银杏。”
她点点头，忽然从包里掏出一本旧书：“这个送你。”
是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开扉页，她父亲的字迹清瘦工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赠小女阿蘅，1979年元旦。
汽笛长鸣。我看着她走上跳板，蓝布裙摆扫过潮湿的甲板。老船长在驾驶室朝我挥挥手，船缓缓离岸，驶入苍茫暮色。雨丝斜斜地落在江面上，把两岸的灯火揉碎成一片流淌的金箔。
回到售票亭，我翻开那本书。三百首诗里，唯独《枫桥夜泊》那一页被摩挲得起了毛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最新的一行墨迹尚新：“阿蘅，爸爸的船终于开了。”
我觉得吧
合上书时，我发现扉页夹层里还藏着什么。轻轻抖落，是另一张船票——从扬州回苏州，日期是1978年10月30日，背面写着下半句诗：江枫渔火对愁眠。
原来他买的是往返票。
窗外，最后一班渡轮正驶过江心。船舷的灯光在雨幕中明明灭灭，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诗。我忽然想起该问那女孩要个联系方式，至少该知道她是否平安抵达。可是码头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检票台上躺着那本旧诗集，书页在穿堂风里轻轻翻动，停在《春江花月夜》那一页：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有一说一
收音机里的歌声不知何时已经停了，只剩下电流的沙沙声。我点燃一支烟，看烟圈融入江南的夜雾。怎么说呢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不知是寒山寺的晚钟，还是记忆产生的错觉。
怎么说呢
这时，售票窗口忽然被敲响。
